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广州不过是一座浮躁的物质性城市，精神生活的空气是很稀薄的。这种印象对，也不对。之所以说对，是因为我们时代生活的总的环境是物质追求胜于精神的，广州当然也毫不例外；说不对，是因为任何一个城市或地方，尤其是像广州这样的现代性大都市，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它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可以是多元的，更具备某种精神追求的向度和动力的。广州的诗歌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发育和发展起来。虽然诗歌向社会发言，影响公众思想和生活的能力在减弱（并不是没有），但在一部分人的生活中，诗歌却依然是最有魅力，并占据他们主要精神空间的事物。这部分人不需要太多，只要在整个人口中占据一个极小的比例，在一个人口基数这么大的城市，就足以凝聚成一种力量和一方风景。广州诗歌的情形就是这样，在一种似乎总体不利于诗歌生存的环境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州诗歌竟然是风生水起，影响骤增，达到了历史所能达到的最好水平，如果说全国范围内有几个城市可以称得上诗歌重镇，广州可以忝列其中之一，它们是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杭州等。下面以我多年来观察和参与广州诗生活所了解的为限（仅限于新诗），对这方风景做一个备忘录式的描述和力所能及的分析。

一、广州诗人群体的构成特征

曾经有人用“满天繁星，没有月亮”来描述广东或广州的诗人阵容。“满天繁星”是极言其多，“没有月亮”是指没有特别大的、有影响力的诗人，也因此有人认为广东或广州“晋升”为诗歌重镇有些不够格。但是，对于一种文化来说，它的生命力，它的强大恰恰在于有群众基础。中国古代的诗歌文化靠的是每一个读书人都能写诗，虽然写出好诗来的总是少数。有人喜欢嘲讽现在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要多，其实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成某种古代诗歌文化的回响或余绪，当内心充盈着某种表达的冲动，而又有一定的文字能力，可能最先写出来的就是诗，这是诗歌的人类学基础。广州诗人人数众多，并且还在源源不断生长出来，说明它拥有强劲的发展势头。

广州现在到底有多少诗人？这是很难统计的，加入到省市作协的大约有500人左右，但现在是一个作协的文化权威资本在降低的年代，很多写诗的人是没有加入作协的。据著名评论家张清华的一篇文章，他参加广州的一个国际诗歌节时，广东本地来的诗人超过了200人。2014年三八节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搞一个女诗人朗诵会，有50多名女诗人（加少数男诗人）参加，多数居住广州。著名批评家谢有顺曾在一次诗歌活动上感慨道，都说诗歌边缘，怎么每次诗歌活动到的人都那么多呢？比参加小说会议的人积极多了。这或许也是因为诗歌有某种表演性，或许是因为诗歌的边缘化使得人们有抱团取暖的必要，总之，有名无名的诗人是多的。除了诗人的数量多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广州诗人群体构成的一些特点。一是作为曾经的改革开放前沿地和省会城市，广州汇聚了本省及外省的许多优秀诗人。知名诗人里，籍贯属本省的有马莉、黄礼孩、世宾、林馥娜、浪子、黄金明、唐不遇、翟文熙、温志峰、粥样、燕窝等，而籍贯属外省的似乎更多，杨克、东荡子、郑小琼、凌越、阿斐、老刀、宋晓贤、杨子、李明月、欧亚、安石榴、梦亦非、冯娜、舒丹丹、杜绿绿、巫小茶等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总是吸引了各个地方的人才，广州尤其显示出它强烈的移民特征，甚至我们经常可以诗歌集会上见到外籍诗人的身影。这或许也是广州诗歌之所以走向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元文化的冲击与融汇。不管他们原籍在哪里，大多数人还是在广州成长为真正的或有影响力的诗人。二是诗人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记者、编辑、教师、警察、医生、护士、画家、舞蹈家、公务员、企业员工、农民工，各行业、各阶层的都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诗人已经消失了，大家都是“业余写作”，或者说以专业的精神进行业余写作。这个不难理解，没有人可以靠诗歌养活自己。诗人的“光环”消失了，但也没有太多的身份“尴尬”，总之诗人是人群中最普通的一个人，有一样自己的特殊爱好而已。相对来说，某些职业写诗的人更多一些，而媒体人员的写诗则是广州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写诗小有名气之后进入了媒体，另一种是本来在媒体工作，文字工作者涉足诗歌也很自然。稍稍了解一下，我们就能知道广州媒体与诗歌的关系之深。陈朝华，大学时代已经小有名气的诗人，长期在南方报系工作，担任《南方都市报》总经理等职，现任“搜狐”网总编。温远辉，诗评家兼诗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杨克，著名诗人，《作品》杂志总编；杨子，《南都周刊》执行副主编；陈会玲，《南方农村报》记者；唐不遇、阿斐，《南方都市报》记者；朱又可，《南方周末》记者、编辑；黄金明，曾为《南方都市报》记者、编辑；马莉，退休前长期任《南方周末》编辑；安石榴，浪子，也曾供职于多家媒体。这样的情形实在使得广州的诗歌有一个很好的媒体支持环境，诗歌界一有较大的活动，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的，都能得到媒体的重视。比如今年的“诗歌与人”民间诗歌奖，波兰诗人扎嘎耶夫斯基来广州领奖，就有《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羊城晚报》、《信息时报》等多家媒体做深度报道。但在繁重的本职工作和生存压力之下，广州诗人的写作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创作的量都不算大。他们基本上也不再追求量的增长，每年能写几首自己满意的诗就很满足，诗歌成为生活之中那个超越的部分。

现代诗歌与城市生活的关系极其密切，丰富复杂的城市生活体验甚至影响了诗歌的美学标准。什么样的城市是产生诗人的温床呢？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巴黎可以看作是一个样本。当时的巴黎处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成为世界的“首都”。它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容纳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它的迷人之处和各种矛盾同样突出，这种生活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感受和思考。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瓦雷里都是此时诞生的诗坛巨子。当下的广州可以说也处于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它也包容了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层面的生活，它也如此的变动不居，各种元素相激相荡，使得人们的内心无时不在发生或大或小的戏剧，这些都要求着外化和文字的表达，它们是产生诗歌的生活基础。而广州诗人中媒体工作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职业，也因为他们尤其与这个大都市丰富奇特的现实短兵相接，他们活跃的感受与思想在化为报道的同时也化为了诗歌。当然这不是妄言在广州也将产生当年巴黎式的诗歌艺术成就，任何人、任何地方的艺术成就都是不可复制的，它是文化传统、当时语境和艺术家才能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但是，某个时代和环境更容易酝酿产生诗歌以及诗歌艺术的新变，却也是不谬的。

二、最具影响力的广州诗人

广州诗人人数多，而在90年代中后期之后水平可说是集体上升，写得不错的诗人至少有二三十人之多。而在这些诗人里，如下几位是有全国影响力的广州诗人，下面对之做一简评。

杨克（1957——）：出版有《陌生的十字路口》、《笨拙的手指》、《杨克诗歌集》、《有关与无关》等8部诗集。杨克是最早对历史转型中的城市经验进行书写的诗人之一，“开启了消费时代和都市符号的一种写作向度”[1]。他的名篇包括《天河城广场》、《人民》、《在商品中散步》、《逆光中的一棵木棉》、《石油》、《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等等。杨克写都市，跟一般诗人喜欢写一种个人化的“私情绪”不同，他是有一种宏阔纵深的历史眼光的，比如他的《天河城广场》就从一个词语含义的改变入手，书写了中国经验的一种历史性变化。过去的“广场”是带有政治性的群众集会的场所， 而“天河城广场”中的“广场”命名完全失去了它的庄严的、政治的意义，它不过是“一间挺大的商厦”，“进入广场的都是些慵散平和的人／没大出息的人，像我一样／生活惬意或者囊中羞涩”。杨克的写作意图宏大，而又善于从小处着手， “将宏大意图与诗学具象的关系处理得甚为精当”[2]《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也是这样的作品。它写的是在厂房与厂房之间遗存的一小块稻田，从中我们真切地“看见”了工业化的进程如何挤压农业的生存空间。“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总之，杨克是一个善于从城市生活的细小切片中看到历史文化变化的纹路与内涵的诗人。

对现代都市体验的书写，是广州诗人书写的重要主题之一。杨克之外，广州还有两位专力于书写都市生活体验的，一是杨子，一是凌越。 杨子于1993年从新疆来到广州（1963-），2007年出版诗集《胭脂》。他是带着对于广州的严重不适，带着一种激越的批判情怀在书写广州，在杨子的笔下，广州城就是一座冷漠的沙漠，河流是发黑腐臭的，月亮不过是“灰色的发光体悄悄移动”，所谓的“胭脂”不过是金钱，“而钱不过是抹在／他们死去的生活上的／胭脂”，他写“这挤满了人的广场是多么荒凉”，他写人们的脸色是多么疲惫，所有人都追逐同一个梦想是多么可怕。与杨子相比，显得更为细腻、优雅、富有书卷气息的书写者是凌越，凌越的长诗《虚妄的传记》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在广州这座城市的精神自传。作为一个对于西方现代诗歌有钻研的写作者，凌越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隐喻、反讽、象征、叙述等多种现代诗歌技巧，将一个年轻人内心的矛盾、痛苦、反抗和妥协等非常冷静地表现出来，复杂性、冷抒情和深度是他的长处。这三位诗人是属于书写广州都市体验最集中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题材书写的某种变化。黄灿然评价凌越是把都市当做自然一样的描写，这的确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方式。但即使如此，他自己也意识到，他的写作离都市生活本身的复杂和真相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

马莉（1958——）：出版有《白手帕》、《杯子与手》、《马莉诗选》、《金色十四行》、《时针偏离了午夜》等诗集。马莉早年的诗歌，虽然也真挚动人，但基本上在一种日常理性和意识的层面展开，越到后来，我们越是能感觉到她开掘记忆、想象、潜意识、幻觉的层面，她的诗营构的往往是奇诡的梦境般的场景，但是对于现实和心灵，却又有出人意外的击中，似乎她能在超现实的事物上建立起对于现实的敏锐感应。她的《安息者问》这样开头：“白天消失了，巨鸟在哀叹∕翅膀展开黑暗又收拢黑暗∕影子跌落在地上，枝桠呢∕到处颤栗，产下晶莹的小鸟”，在这样一个带有某种童话或神话色彩的开头后，诗人描写了夜的静谧，房间里爱情的空气，可即使如此，仍有孤独和不息的追问：“我只想飞，可飞往哪儿呢∕安息者问：谁能承载你的翅膀∕谁能用无穷的力量，让黑暗不被粉碎∕不再沉入悲伤的地平线，我注视着∕风暴离我很远，又迅速袭来∕在它的边缘聚集，又缓慢消失”。马莉总是猝不及防地从一个天真的孩童和一个诡异的巫女变成了哲人。从形式上看，自新世纪以来，她越来越痴迷于“十四行”这种形式。她的《金色十四行》和《时针偏离了午夜》都是十四行集，从这一点上说，马莉可能是新诗史上运用十四行的形式创造了如此之多诗歌的第一人。她的十四行，不是非常严格的按照西方十四行诗的形式押韵或起承转合的，应该说它只是诗人用“一定的尺寸”限制自己的文字长度，从而达到凝练、紧凑有张力效果的方式。马莉从不认为松散的日常口语是诗的语言，“我追求想象的诡异和词藻的高华，这与当下诗歌的口语和日常完全相左。”[3]马莉是一个有坚定的诗歌审美理想并且旁若无人地按自己的内心走下去的诗人。

东荡子（1964-2013）：原名吴波，湖南人，2013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49岁。生前出版有诗集《王冠》和《阿斯加》等，死后友人余丛和浪子分别编辑出版了诗选集《东荡子的诗》和《杜若之歌》。东荡子正如他的笔名所昭示的，在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换了十几种工作，在多地短暂居留（主要往返于湖南广东之间）。丰富的直接生活经验对于东荡子诗歌的有益影响是显见的，它们是他透视社会和感悟人生的基础，像“让他习惯挣扎∕奔走于刀尖”（《安顿》），“我攀着绳子向上∕不断地感到快要滑向深渊，我握着的是什么？”（《我永不知我是独自一人》）尽管诗句高度概括和凝练，依然透露出背后深厚的原生生活的气息。但东荡子的诗，又极少对日常生活做形而下的叙述，他的诗有明显可见的思想质地。他的诗歌语言非常的凝练、精到、惜墨如金，黄礼孩在授予他第八届“诗歌与人”奖时授奖词中说他的诗具备“钨金般的硬度和光芒”，这对于东荡子来说并不完全是溢美。东荡子不但自己的诗写得不错，他还影响了周围一大批写诗的人，不少诗人坦然承认自己的诗歌写作受益于东荡子，比如黄礼孩、黄金明、浪子、世宾等人，他的诗歌观念比如语言要“直击核心”，要做到像江湖艺人的老鼠药广告那样：“药在哪里，老鼠就死在哪里”，或者像伐木者那样，准确地砍开木头，做到速度、力量和美学的综合；诗人要不断地消除诗歌写作中的黑暗（过分的技术化也是黑暗之一）和做人的黑暗，做到诗人合一等等。东荡子是在诗歌的路上正道直行的诗人，他的所言所行深刻地影响着广东的诗歌圈，对于广州诗歌文化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

黄礼孩（1972-）：湛江徐闻县人，中学时代开始学习写作，九十年代来到广州，目前已是全国知名的诗人、诗歌编辑家和诗歌活动家 结集出版的诗集有《我对命运所知甚少》、《热情的玛祖卡》、《礼物》等。黄礼孩的诗优美、洁净、简约，在他的诗里，我们可以读到光明、温暖、感恩和爱这些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情感和价值元素。黄礼孩总的文化态度是建设性的，如果说他对这个时代的缺陷有所感知，他不会通过一种激烈的批评方式去体现，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会通过他的建设性的行动去弥补和改变，而不会借口个人的力量微薄予以逃避。他的诗实际体现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他说：“写诗就是采集光的过程”，他从细小的事物出发，以一颗敏感的心去发现事物的美、坚韧和尊严，又带点淡淡的忧伤。“晨风吹着芦花上的蛛丝／蛛丝上的光多么细腻”（《我们不比它们更懂得去生活》）“枝条的阴影／落在地上／划伤大地的皮肤”（《坏消息》）正是黄礼孩式的句子，而《窗下》中 “这里刚下过一场雪／仿佛人间的爱都落到低处”也是黄礼孩式的经典情怀：他关心原本有价值的“在低处的事物”，能发现它们隐含的价值。黄礼孩的诗大多数形体是小的，观察和感觉也非常精微，但里面有一个大的精神，这是他的诗歌的可贵之处。

梦亦非（1975-）：来自贵州，布依族。曾在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居住，2005年来到广州。梦亦非是写作的多面手，诗歌、小说创作以及评论都不错，是才华和勤奋兼具的诗人。诗歌方面出版有《苍凉归途》诗歌卷和评论卷，长诗《儿女英雄传》，评论“70后”诗歌写作的专著《爱丽斯漫游70后》等。梦亦非是中国少数坚持长诗理想的诗人，他明知“中国不是一个有胃口消费长诗的国家，这也不是一个有智力消费长诗的时代”[4]（《苍凉归途》诗歌卷序，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但他认为唯有长诗才有足够的容量去“处理一个世界”。写作长诗是不容易的，它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语言功力和结构的能力。作为一个有惊人阅读量且阅读的兴趣多在学术性读物方面的诗人，梦亦非良好的文化素养为他写作长诗提供了底蕴。而贵州的地域文化，尤其是水族文化（他说布依族已经完全汉化了）给他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但他也警惕地域文化的狭隘性。他是一个用后现代的思想方式处理地域文化的诗人。但梦亦非的眼光是宏阔的，他也在尝试用长诗反思和处理革命文化。对梦亦非的长诗至今缺乏有深度的解读。

郑小琼（1980-）：来自四川，是有全国影响的年轻诗人。整整五年她在东莞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她将打工生活的辛酸用诗歌和盘托出，“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是从打工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滴血，或一滴泪，一段梦想与一声叹息”[5]，它们来自个人经验，但又超越了个人经验的限度，是现代化进程中广东血汗工厂生活的写照和深刻透视，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无名无声的历史性经验的见证人和说出者，她的出现如谢有顺所言，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意味深长的诗歌事件”[6]。《打工，一个沧桑的词》、《铁》、《生活》、《黄麻岭》、《钉》等是她的名作。郑小琼于2006年来到广州，目前担任《作品》杂志的编辑，已经出版有《郑小琼的诗》、《女工记》、《纯种植物》等诗集。从某种程度上讲，郑小琼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在她写作之前，可能从来没有受过诗歌方面的训练，但“她确实是一个很有语言才华的人。她那些粗粝、沉重的经验，有效地扩展了诗歌写作中的生活边界，同时也照亮了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生存暗角。她的文字是生机勃勃的，她所使用的细节和意象，都有诚实的精神刻度。她不是在虚构一种生活，而是在记录和见证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她亲身经历过的，也是她用敏感而坚强的心灵所体验过的。所以，她的写作能唤起我们的巨大信任，同时也能被她所深深打动。”[7]

此外，浪子、世宾、林馥娜、黄金明、安石榴等都是相当不错的诗人，由于篇幅的关系，不一一介绍。

三、媒体、刊物及诗集出版

一个地方的诗歌文化的发展以及它的影响力，也取决于诗歌的载体——媒体、刊物及出版。广州在这个方面明显地走在全国的前列。

自从北岛、芒克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创办民刊《今天》，当代诗歌的传播就形成了以民刊为重要阵地的传统，一些优秀的民刊甚至比官刊更有影响力，官刊也往往通过民刊来发现优秀诗人和诗歌。广州在诗歌的民刊创办方面可以说非常有影响力，甚至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面影》。1986年创刊，1998年停刊，2002年复刊一期之后彻底沉寂。现在的广州诗人都非常怀念《面影》，诗人林馥娜称它是“当时整个广东唯一具有先锋性、实验性的诗歌刊物，也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几家诗歌民刊之一。”[8]诗人群体来自医生、警察、记者、生意人等各行各业，为办这份刊物，每个人都出资，集中后交给其中一两个人具体操办。诗人江城长期担任主编，杨克、陈朝华、宋晓贤、阿婓、潘茗萱等参与组稿。作为广州第一个有影响的民刊，《面影》的特点首先在于打破了“小圈子化”，它刊发了全国众多优秀诗人的作品，包括翟永明、黄灿然、张执浩、安琪、马莉、东荡子、叶匡政、马永波、伊沙、海上、孙文波、黄礼孩等等，也发表评论，诗歌及文章多次被官方刊物转载。《面影》虽然已经沉寂，但是它的诗歌理想以及大的气度被广州以后的民刊所继承。

1999年创刊的《诗歌与人》是广州民刊史上的重要一页，是广州民刊进入辉煌的开始和标志。《诗歌与人》由黄礼孩主编，被称为“中国第一民刊”。这个“中国第一”不仅由于它的印刷设计之精美，更由于它的主编理念。这是一份有理想、有抱负的刊物，这个刊物从它创始之日起，就主要不是用于登载诗人们所写的新近诗歌的，而是有非常明确的文学史意识。它的每一期都有特定的专题策划，至今为止，它推出了“中间代”、“70后”、“女性诗歌”、“少数民族诗歌”、“5．12汶川地震诗歌”、“海洋诗歌”等诗歌专题，推出了“完整性写作”的理论，并为许多优秀的中外诗人出了专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史料（包括过去的史料，和新鲜的活的史料）上为诗歌研究做出了贡献，陈晓明先生称“《诗歌与人》是非常珍贵的文学史文本，是活的当代诗歌史和精神史。”黄礼孩的办刊理念是“做别的诗歌不做或遗忘的部分，从而竭力呈现一个不可重复的诗歌现场”[9]。办刊的经费主要来自他辛苦所得而并不丰厚的个人收入，有时接受少量资助。早在2004年，北师大张清华教授就这样评价《诗歌与人》：“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创造了另一个范例，一个以民间和个人力量，推动诗歌媒介与载体传播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生深刻变革的例子”[10]。当然不能说，所有这些事都是黄礼孩一个人所作，但他有相当的眼光和策划能力，有对于诗歌的奉献之心和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所有热爱诗歌的朋友、诗人和学者都愿意为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的力量就在于他已经成了力量的一个集结点，这是更难能可贵的。

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于1999年在广州出版，并从此持续不间断地推出《中国新诗年鉴》系列选本，迄今已出版15年，“是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甚至是自《诗经》始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诗歌选本。”“填补了中国没有年度诗歌选本的空白。”[11]《中国新诗年鉴》是中国第一本非官方性质的文学年鉴，奉行民间出资、民间策划、自谋市场的路线，杨克称“从未用过纳税人一个子儿”，所以也应有“凭艺术良心和个人判断选诗的权力”[12]。它是一本有明确的诗学立场的年鉴，每一期的封面都明确标出“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并因这一立场而在编选之初就引发了上世纪末最大的诗学论争：“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这也是这本刊物获得影响力的开始。当然经过十多年的运作，“民间写作”的理论内涵和表现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它所标榜的“独立”和“自由创造”也很难和“知识分子写作”分出界限，但它实际上还是以包容的度量，对于十多年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进行了每年的年度展览和总结。每期《年鉴》都分成“作品”与“理论”两部分，编选范围包括了纸面和网络，厚度达600余页，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诗歌现场的样貌和气息。不过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过于巨大的诗人数量，以及每人一两首的编选方式，也使得人对年度的优秀诗人和诗歌产生茫然的印象，优秀诗人与诗歌被淹没在众多平庸者之中。

《中西诗歌》：2000年创刊，由澳门基金会和广东省作家协会合作主办，它的核心人物是澳门诗人、翻译家姚风和广州的黄礼孩，在澳门和广州分别设有编辑部，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联络处，目前已经出到总第50多期，诗人温志峰、浪子、安石榴、魏克、卢卫平、世宾、林馥娜等都参与过编辑工作。《中西诗歌》的特点在于除了发表中国当代诗人的诗作之外，它的每一期都会推出重量级的国际诗人，关注视野非常广阔，比如2014年的第二期（总第50期），它的“开卷”栏目推出的国际诗人是朝鲜的“脱北”诗人张真晟的诗；而“翻译”这一栏目则重译或新译了庞德《诗章》（8-11），西胁顺三郎诗选，扎波洛茨基诗选和马町卡姆普诗选，达近40个页码。《中西诗歌》目前是一本达到168个页码，包括7-8个栏目，容量和信息量非常之大的诗歌刊物，甚至它的封面、封底、封二、封三都在传播诗歌内容，不会浪费版面的“一寸土地”，当然也不是说它的版面“节约”到这个程度，它的版面设计总体是朴素而新颖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当代诗人都在《中西诗歌》上发表过诗作，对于诗歌新人它也给予提携，提供“一首诗”这样的阵地，而它译介或重新译介的西方诗人也已达一两百人次之多，包括许多大师级和最新有影响的诗人。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中国的诗刊，很少达到有如此巨大的信息量和编选质量的，并且这一编选指数处于上升状态。

以上是大型而连续的民间诗刊出版物。此外，有不定期出版的一些民刊，如《零点》等。《零点》是1996年梦亦非在贵州创办的诗刊，据说开始的时候，由于经济上的拮据，印刷非常粗糙。梦亦非到广州之后，这个刊物也到了广州，2010年《零点》出版“复刊号 70后诗歌专号”，达近400页，非常精美，但未能有规律地出版。林馥娜等人主编的《南方诗歌报》也是如此。

官方出版方面，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反映广东青年诗人实力的《出生地》、《异乡人》等诗集以及梦亦非、林馥娜、浪子、余丛等人的诗歌专集。《花城》杂志、《作品》杂志每期都有诗歌专版，《南方都市报》和《羊城晚报》等有不定期推出的诗歌版面，尤其是《南方都市报》，它的“阅读周刊”经常有诗歌内容。《华夏诗报》也是不能不提到的一份元老级刊物，于1985年创刊，主编是现年93岁的老诗人、诗评家野蔓，评论家熊国华参与编辑，曾经为诗歌的传播做出很大贡献。只是现在它的影响力明显偏弱了，一方面是由于主编的诗歌观念的某种程度的老化，另一方面因为更新锐的诗歌媒体的出现。但作为一份坚持时间达30年的刊物，理应表达对它的敬意。

在一个多元媒体的时代，广州诗歌的传播除了纸媒之外，网媒和声音媒体也是不应忽视的。广州诗人苏一刀创办了“一刀文学网”，其中诗歌也是重要的部分。而朗诵家马莉（不是前面提到的诗人马莉）主持的广东电台的一档诗歌节目“好听周末.诗人在线”也做得非常精彩，黄礼孩、林馥娜等诗人积极参与推介点评，甚至暨南大学著名教授蒋述卓先生也两次做客节目，听众可以直接听到点评人或诗作者的声音。选诗新锐，不少诗歌是当前诗歌中的精品，再配以精当的点评和优美的配乐诗朗诵（朗诵有时是诗人自己和点评人的），的确给人极好的精神享受。电台播出之后，听众和读者可以方便地通过网络和微信平台随时再收听，这个节目在大学生中的反响相当不错，可以说创造了又一个诗生活的空间。

四、重要的诗歌活动

广州重要的诗歌活动包括几个诗歌奖，各种诗歌节和朗诵会、诗歌沙龙和诗人之间的私人交往活动。

诗歌奖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诗歌的盛会。全国范围内诗歌奖可能不少，但是像广州这样办出了名气和特色的不多。“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是2003年由《南方都市报》设立的纯文学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年度作家奖”奖金10万元，其他单项奖2万元，是国内第一个有公证人全程参与的奖项，目前来说不但奖掖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也取得了良好的公众影响力。虽然目前尚未有“年度作家奖”颁发给诗人（都是小说家得了此奖），但是每年选出的“年度诗人奖”的确奖给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诗人们，他们分别是于坚、王小妮、多多、李亚伟、雷平阳、杨键、臧棣、朵渔、黄灿然、张执浩等，推广了诗歌文化，提高了诗歌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广州第二个有影响力的奖项是“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2005年设立，地地道道的“一个人的诗歌奖”，评委为黄礼孩一人，每年奖励一位评委认为值得奖励的诗人，迄今为止，已颁奖了九届，获奖人分别是安德拉德（葡萄牙）、彭燕郊、特朗斯特罗姆、东荡子、扎嘎耶夫斯基等，国际诗人已经多于了中国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2012年获取诺贝尔奖之前首先得到了黄礼孩的”诗歌与人“奖，使他的这一奖项获得了更高的名声。2014年扎嘎耶夫斯基亲自从波兰来广州领奖，再一次将这个奖的影响力（至少是在国内）推向了高潮。这里面其实反映了黄礼孩的一个颇有技巧性的思路，他要通过给这些原本已有很高声誉、并且也获得过不少著名奖项的人的颁奖，来扩大刊物的影响力。

第三个诗歌奖是今年才设立并颁出第一届的“东荡子诗歌奖”。东荡子于2013年因心脏病辞世之后，他的妹妹吴真珍女士出资设立了此奖，全权委托“增城市东荡子诗歌促进会”负责评奖活动，“促进会”主任为世宾，黄礼孩、龙扬志是重要的成员，本届奖他们邀请了著名批评家、学者张桃洲、著名诗人蓝蓝组成评委，评选出的第一届获奖人是两位诗评家西渡和耿占春，一位诗人宋琳。这个奖项有两大亮点，第一，这是国内第一个重视诗评家的诗歌奖，并且由两位公认非常富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诗评家（他们本身也是诗人）获得，这将大大提高这个奖项的影响力；第二是它的目光也非常长远，并不局限于“东荡子研究”，也不局限于给广东诗人颁奖，而是着眼于整个现代汉语诗歌。

有影响力的奖项对于聚拢诗歌的人气，提高一个地方诗歌活动的档次很有意义。除了这三大奖之外，每两年一届的“珠江国际诗歌节”，每年的“新年诗歌朗诵会”，每年的“三八女性诗歌朗诵会”都是盛会。“珠江国际诗歌节”创办于2002年，由珠江地产、南方都市报和龙脉传播三方合作，总策划人陈朝华、秦彤、拉家渡等，确立了“以节日的方式推动诗歌走向公众”的宗旨，至2013年已成功举办六届，邀请了国内著名诗人、诗评家包括食指、余光中、舒婷、王小妮、孙文波、翟永明、姜涛、胡续东、张清华以及德国、英国、美国、埃及、巴西、法国、委内瑞拉等国家的著名诗人200余人次参加，以立体的形式展现诗歌的魅力，“重塑诗歌的高贵形象”并给予诗人“自唐朝以来所获得的最高礼遇”[13]，这个活动也成为南中国的文化盛会。每年的新年诗歌朗诵会，例行由黄礼孩策划，已经有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或在大学校园，或在咖啡酒馆举行，无一不是美轮美奂。从去年开始，黄礼孩开始尝试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将诗歌与其他艺术相结合的唯美享受推向群众。今年的主题是“诗歌与建筑”，不但主题新颖，邀请的嘉宾也并不是小圈子内互相熟络的诗人，包括中科院院士，华南理工建筑学院教授吴硕贤，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学院院长李淼也来到现场，朗诵他们的诗歌，并进行了诗歌与建筑艺术的对话。另外，还邀请到西藏诗人吉狄马加以及美国、波兰、西班牙和香港等地的诗人，美国和波兰驻广州的总领事也来到朗诵会，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诗会”。所有人，不分级别，不论头衔，都盘坐在自己的小蒲墩上，作为“诗歌的孩子”领受诗歌“静与光”的洗礼。 新年诗会之外，由谭畅组织的“三八女性诗歌朗诵会”也已经坚持了六年，也在由过去的诗人聚会开始在走向校园和大众，2014年的一届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举行，2015年在广州图书馆举行。而由诗人梦亦非所出资和组织的“东山雅集”则是一个高端的诗歌学术沙龙，从2010年开始已经举办五届，每届都有讨论的专题，并要求每位与会者提交论文，论文结集出版。

不能不提到的一个诗歌活动是从2010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的“诗润南国．小学生诗歌节”，这是一个首先是由南方日报社发起，得到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全程技术和经费支持，而后得到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作协等多家官方单位支持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在全国也是独此一家，已经列入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品牌工程之一。小学生及所在学校参与的热情十分高，著名批评家谢有顺、诗人于坚、王小妮、黄灿然、马莉、黄礼孩、郑小琼等都担任过终评评委，主办及参与者的共识和理念在于诗教从娃娃抓起，也确实令人惊喜地发现了不少富有语言天才的“诗歌小苗苗”，《中西诗歌》及《南方都市报》等也为获奖诗歌提供发表园地，甚至结集出版，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借这样的活动，在小学生中传播诗歌文化。

在谈及广州的诗歌活动时，我们往往只言及那些公共性的活动，其实这些活动里有关诗人之间的私下交往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诗生活的一部分，只是这一部分的资料不容易被掌握。比如我从诗人浪子那里听到，当年他写出了《镜像》组诗中的第一首《神秘的梦》，给东荡子看了之后，东荡子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就来敲门，非常激动地来谈这首诗。经常可以听到诗人们之间就诗的问题彻夜倾谈的逸事，世宾、东荡子、黄金明等都有谈到。除了这些不可见但其实是重要的诗歌活动内容之外，我们可以找得到的一些“文化地标”也是重要的。一个是东荡子的居所。他居无定所，但不管是在哪里，是在“圣地”还是“出租屋”，还是在增城的“九雨楼”，那里都是诗人们吃饭、喝酒、倾谈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黄礼孩的“沙河顶”，广东画院那栋旧楼的八楼，黄礼孩的工作室。几乎没有诗人不光顾他的工作室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诗歌交流空间。另外，创办于2011年的广州“方所”书店也经常有诗歌的讲座和交流活动，韩东、沈浩波、黄灿然、凌越、黄礼孩、杨子等都担任过它的主讲嘉宾。

诗歌的学院派研究力量也在上升。目前的中青年学者中，谢有顺、陈希、龙扬志、伍方斐、刘小平、付祥喜、李俏梅、杨汤琛、李荣明、吴高泉等等，都关注诗歌也包括本土诗歌的研究。诗歌教育也逐渐得到重视，综合性大学里一般都开设有诗歌研究课、诗歌写作课等，文学系选修、全校通识课都有。暨南大学的校园诗歌活动，广州大学的“现代诗学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诗歌圆桌论坛”都颇有起色。但遗憾的是，广州的学院诗歌力量极少共同组织有关诗歌的学术性活动。总的来说，在广州的诗歌活动中朗诵活动较多，有理论含量的、就一个专题或诗学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学术性活动较少，这是今后可以加强的。

五、对于近年广州诗歌文化的总体评价和分析

总的来说，近十多年以来，广州的诗歌文化还是处于一个发展、上升的趋势之中，这是无论从诗歌的写作还是传播方面都可以看到的可喜现象。而在总体的态势之中，总有一些人成长为更中心的、堪称领袖式的人物。通过我前面的一些描述，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广州的诗歌文化活动中，黄礼孩、杨克、世宾、东荡子等是更为核心的人物，东荡子生前一度是一群广东诗人的精神领袖式的人物，死后也成为近一年来广州很多诗歌活动组织的缘由，如果“东荡子诗歌奖”能顺利地延续、成长，可以说他就依然在称当旗帜和精神领袖。而在广州的绝大多数诗歌活动中，尤其不能缺少黄礼孩的身影，包括东荡子诗歌的传播和诗歌奖的设立，黄礼孩做下重要的工作。一个地方的诗歌事业，在一定的时间段里会成长出领袖或领军式的人物，这是不难理解的，这甚至也是一方力量汇聚的一个标志。黄礼孩就是这样的渐渐成长起来的人物。在为诗歌奉献的过程中，他个人的力量也得到壮大，目前，他的诗歌写作、诗论随笔和艺术随笔的写作已经渐趋高峰，刊物编撰、奖项及其他活动堪称品牌，他一个人的文化舞台所发挥的作用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评价，他对于广州诗歌的重要性其实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虽然他一向行事低调，以实干著称。世宾近年也由一个纯粹的诗人成长为了一个诗歌理论家、评论家和活动家，他的能量也正在释放之中。至于杨克，那是更老牌的诗歌事业的促进人。其实这也是正常的现象，正如当年“文学研究会”，一个诺大的协会，一个卓有影响的刊物《小说月报》，绝大部分时间是茅盾一人在编。某几个人成了诗歌力量的汇聚点，当他们想干一件事，背后就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力量在支持，这些人都愿意在此时称当无名英雄和“诗歌的义工”，这也正是一项事业常有的秩序。他们的成长，实际上也结束了所谓“繁星满天，没有月亮”的时代，还是有几个月亮的，或者说月亮渐渐地升起来了。

而从总体生存环境来说，也许诗歌依然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但是在一定的范围和人群中，它是具有号召力的美好事物。诗歌的处境在广州，并不比自新诗诞生以来的任何时期更差，只能说更好。一方面，广州作为经济发展处于前列的城市，吸引了省内外大量人口前来，而其中就有或者其中就生长出不少诗人。而经济上相对的优势，也使诗歌文化的发展更加蓬勃，或者说使诗歌的种子更容易找到着床的土壤。明飞龙在研究诗歌民刊时说：“广东有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很多公司老板都愿意无偿支持文学事业，尤其是民间文学事业。多年主编《中国新诗年鉴》的杨克曾多次说到，他主编这本诗歌选刊，都不是自己外出找赞助，有很多商人表示愿意无偿提供资金，如果不是在广东的话，要连续九年做好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而黄礼孩的诗歌事业则有两个资金来源，他自己的收入和来自企业的一些赞助。其实一些企业老板本身就是诗人或诗歌爱好者，如程祖晗、汪治华、林旭漜、翟文熙、吴珍真、石文娟、胡燕群等就是。不过我们也不应过高估计经济因素在广州诗歌文化生成中的作用。近年来广州的经济实力一直在相对下降，尤其是民营经济方面。老百姓手头并不有钱。黄礼孩这些在诗歌方面投入相当大的人都不是什么有钱人，不过是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小钱投入进去。诗歌在广州得到的赞助甚至不如在杭州和武汉。这两个城市都有老板每年无偿赞助十万元以上设立诗歌奖项。那么是什么使得广州的诗歌在一个良性的成长之中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很重要。一是广州是一个民间社会比较发达的城市。民间的点滴力量可以得到聚集。二是广州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城市，有相对独立的个体价值观念，在这里没有人阻止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第三，从诗人或诗歌写作生长的机制看，经济的发展和诗歌发展之间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常言道：“痛苦出诗人”。广州的生活不一定比其他地方更痛苦，但是它的飞速发展的现代性进程的确在带给人们更好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带给他们更大的压力，尤其是从内地或本省偏远地区来到这个城市的人更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反差，这些都会激发他们内心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感受的丰富性和变异性才是诗歌生长的真正沃土。文学常常源于与生活的紧张关系，诗歌也是如此。考察广州诗人的写作，包括我前面所列举的知名诗人，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紧张关系的存在。第四，我们不能不指出，广州的诗歌界没有“山头”，没有互相拆台、互不往来的“小圈子”，包容性和亲和力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也许这和广东一向标榜的“海洋文化”的包容性相关，也许作为一个在文化上一直处于比较边缘的城市，这个领域没有多少可争夺的名利资源。

最后，我们得指出，从《面影》创办以来，我们就发现广州的诗歌圈是有大的文化抱负的，从来不是为了某个小圈子更方便地发表东西或出名，没有狭隘的地方主义。不过我们也从中看到在总体上还是有一种谦逊的态势，总在替别人加冕，在给别人提供舞台和讲台，虽然它自身的实力也不错。这大概有点像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先把外资引进来，使广州诗歌界和外面有一个更好的交流，而在开放的姿态中，我们看到了广州诗歌更高的可能空间，而它所提供的当代诗歌文化“范本”的价值也正在显露出来。

（李俏梅，文学博士，广州大学bet365.net研究员，副教授）

（本文为广州市规划课题“现当代文学中的广州记忆与想象”阶段性成果）

[1] 《杨克：现时代诗意切片的在场者》，杨克、代雨映《山花》2011年第11期）

[2] 赵思运《本土性生活经验的诗意切片——杨克诗歌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3]诗人马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lima，2010年6月18日博文“中国诗人肖像梦亦非”。

[4] 《苍凉归途》诗歌卷序，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

[5]柳冬妩〈什么样的人在回答这个世界〉郑小琼诗歌阅读札记），收录于《承担之镜》，方舟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

[6] 谢有顺《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收录于《承担之镜》，方舟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7] 谢有顺《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收录于《承担之镜》，方舟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8]林馥娜《历史行进中的广东诗歌现场》，收录于《旷野淘馥：诗论卷》，花城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

[9] 《名刊观察-诗歌与人专辑．黄礼孩访谈》黄礼孩，明飞龙，2011年第5期《扬子江评论》。

[10] 张清华《热带的熔点——关于〈诗歌与人〉的三言两语》，《上海文学》2004年第12期

[11] 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十年精选》之内容简介，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

[12] 杨克《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工作手记〉》，《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06页

[13] 《“唐朝以来诗人的最高礼遇”》，《东方早报》2007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