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生态诗歌创作已经形成蔚为大观之势，而华海又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华海思想逐渐成熟和世界观成型的过程中，诗人对西方浪漫派和现代派文学及美学等都有着广泛的涉猎，尤其是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对于华海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不仅对他早期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优美、浪漫、哲思而又冷峻、激烈、雄浑的特点，而且也对其近些年通过生态诗歌进行生态审美、赋予自然以神性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 生态创作：浪漫色彩与现实批判

华兹华斯深受卢梭回到大自然去的思想的影响，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的幸福源头和欢乐所在。华兹华斯的思想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上帝恩赐的产物，上帝的本质精神渗透在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之中，人只有和自然友好相处才能时时感受到神性力量的存在。“从生态文学的角度来看，华兹华斯诗歌的突出成就之一，是从自然对人的美好影响这个方面来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1]诗人描写自然景物时更强调对于自然事物背后精神的发现和领悟：“现在，爱正在普天下滋生/在心灵之间悄悄地交流——/从人到大地，由大地及人——/这是去感受的时候”。诗人认为置身于自然之中是生命力翻腾的原因，因此人们更应该珍惜自然、回归自然，让自然来充实性灵，使性灵充满爱：“大自然使我躯体中的灵魂/同她自己的美好作品结合/我呀，想起了那问题就心疼：/人把自己同类变成了什么？”华兹华斯凭借自己对于自然的敏锐观察和对其神性的领悟，在瑰丽的文字中绽放着浪漫的色调，将人与自然的友好刻画出来。

在华海早期的诗集《一个人走》中，诗人便已表现出对于优美意境、浪漫色彩的追求。而向生态转向的过程中，歌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华兹华斯更在华海的创作视野中得到了聚焦和体认。华海在生态诗歌创作中十分注意领会自然所具有的内在力量，通过对自然浪漫性的领悟来揭示自然的生命力，从不及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学语境中抽身而出，在对自然魅力的重新认知中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回归自然以寻找自我的文化冲动。在《喊山》中，山成为了生命的主体，具有了细微的感受力：“山有时候睡有时醒/醒的时候/想说话/山的声音/灌进樵夫的血管/他站在峭崖上/喉咙里跳出/一条弓形弧线/弧线被优美地/弹了回头/樵夫就倚着老松/想远处/也有一个樵夫/花狐狸倏地闪过/山灿烂了一下/又黯了/许多声音”。诗人直接将自然作为诗歌主体，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反映了诗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切思考。在《雷雨》中，华海表现出对于了自然界蕴藏伟力的敬畏：“顷刻 照亮黑暗中蜥蜴的秘密 闪电之火/牵引一种不可知的力量 在血液中/积聚、升腾 这也是完成/一次膨胀的恋爱和孕育吧/电流 在岩石的神经上奔跑 弹跳到/极至 树枝的每个毛孔颤栗……”。自然的气息不自觉中已深入到诗人的灵魂，让诗人忘记了世俗的物质语言，而直接倾听灵魂的诉说写下了自然的心声。华海对于自然所具有浪漫色彩的领会与表现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于自然魅力的重新发现，引发读者的自然意识和回归自然的文化冲动，而且还是对于自然所具有的净化心灵、治愈精神病症作用的看重。

华兹华斯长期隐居于英国西北部的湖区，他认为大自然能够给予人们以优美、善良的引导，能够激发人性中的博爱与善良，而疏离自然之后的人们则逐渐地远离了上帝的精神，从而也无法寻找到真正的幸福。在《劝诫》一诗中，作者对于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涌动着的欲望保持了警惕，规劝人们面对大自然的动人和美丽时不可产生占有的欲望：“你就停步吧，闪烁的双眼盯住！——/僻静的环境护着的可爱小房，/使你深受感动；它还有小牧场、/自己的清溪、象是独有的天幕！/可是别渴慕地看着这个住处——/别叹息，别象其他许多人一样；/闯入的人会从大自然的书上/把这珍贵之页撕下……是啊，凡现在使你着迷的一切，/从你插手的日子起就将消失！”。华兹华斯在展现自然柔美、博大和神性的同时，对那些阻碍人与自然交流的行为和思想明确表示了反对。《作于伦敦，一八0二年九月》一诗则对城市中人们疏离自然后的欲望躁动与社会失常进行了批判：“最大的财主便是最大的圣贤；/自然之美和典籍已无人赞赏。/侵吞掠夺，贪婪，挥霍无度——/这些，便是我们崇奉的偶像；/再没有淡泊的生涯，高洁的思想；/古老的淳风尽废，美德沦亡；/失去了谨慎端方，安宁和睦，/断送了伦常准则，纯真信仰。”华兹华斯凭借着诗人的直觉，已经预感到了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可能带给自然的伤害以及古老淳风的尽废、精神的溃败，并在诗歌中发出了富于警醒的呼号。

如果说华兹华斯对于自然的喜爱和亲近是由于他坚信上帝的精神即蕴藏在自然界的一切之中的话，那么华海对于自然的喜爱以及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文化的批判一方面固然受到华兹华斯诗歌的潜在影响，但则更多地来源于其对现实生态危机的认识，同时也受到了西方当代生态理论的影响，这是他们之间在表现对于破坏自然行径的批判中内在的差异。在《悬崖上的红灯》中，诗人将人类唯发展是从、践踏生命价值的行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钢铁的车 惯性的车/朝着那既定的完美方向/一路狂奔 辗过所有的/星光和青草/辗过夜鸟的惶恐/山峰的沉默/甚至辗过从来没有恩怨的/那些无辜昆虫/在浓黑的夜色中它呼叫/因为你们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们”。在《窗外，飘来怪味》中，诗人对都市中的恶劣生态及其背后的经济、体制、文化因素进行了深刻的揭露：“窗外，有股怪味飘来……我说：忍忍吧，它有产值、税收，还有奖金……小区住户再不像当初/怒上心头拍案而起/日报上说工厂建立了治污机制/人大督查了，政协过问了/专家也论证怪味并无大害/还有啥好说，专家论证/有益无害 我也信/只能怀疑自己的鼻子”。华海通过一首诗歌形象地再现了破坏自然生态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内在链条，并对造成生态危机的人类局限表达了愤怒和忧虑。诗人并未停留在环境污染、破坏的表象上，而是深入到了生态危机的社会、人性根源，其批判力度和反思锋芒无疑是深刻的。

华兹华斯与华海都表现出了对于回归自然的渴望、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并都以浪漫、瑰丽的笔墨表现出自然对于人的精神引导和熏陶作用，对于人类侵害自然的行径表达出了强烈的愤慨和批判。

二、 生态地域：自然的在场与诗意地栖居

华兹华斯很多诗歌均创作于隐居时期，且主要以当地的自然风光作为表现对象。正因为其诗歌有固定的自然背景，所以他的诗歌虽然浪漫气息浓郁，但并不玄奥、不着边际，而是有着切实可感的自然场景和具体的地域特征。诗人在表现自然景物时总是会表现出具体的地理时空和特点，以此建构其故乡昆布兰郡科克茅斯的自然之境。“华兹华斯不尚奇幻，以其宁静的沉思和富于想象力的风格写得真挚自然，亲切质朴，既注重自然的可感性而着意捕捉细节，又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开挖感情宝藏，以取得新鲜感和奇迹般的效果。”[2]

由于有了地域的支撑和对于自然的细腻观察，华兹华斯的诗歌不像其他浪漫派诗人那样抽象而玄妙，而是脚踏实地于故乡的秀丽山川之间，使诗歌充满了在场感。在《“我独自游荡，象一朵孤云”》中，诗人独自游荡，仿佛一朵孤云飞越了峡谷和山巅，感受着隐居地风景的魅力。这首诗歌以水仙为表现对象，但其地域色彩依然明显，“湖边”、“湖湾”的隐居环境在诗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诗人隐居之地的山水、树木、花草、虫鸟等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作者感悟自然、体会神性的对象。在《自然景物的影响》一诗中，诗人以动人的笔触描绘自己隐居地的自然景物和对自己的巨大影响：“初冬十一月，/潮雾漫出了山谷，荒凉的景色/更显得凄清；或者，林间的中午；/或者，静静的夏夜，柔波荡漾的/湖水旁边，昏黑的山脚下，我独自/徐行于幽寂的孤途；这些时机，/我便有幸与自然亲密交往。”诗人融自然景物、地域环境、生活细节于一体，在清晰可感的形象中为我们勾勒出回归自然生活的乐趣与幸福。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这种鲜明的地理因素，华兹华斯的浪漫诗歌才有了一个坚实的根基，在对现实自然切身体验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富于个性的艺术世界。

无独有偶，华海的生态诗歌创作也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在早几年的生态诗歌中，华海大多以清远的笔架山为表现对象，创作了《天湖》、《初冬》、《雨后》、《山气》、《把笔搁在笔架山旁》、《笔架山下》等众多生态意识鲜明、地域色彩浓厚的作品。对于这种选择具体的地域环境为表现对象的方式，诗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这几年的创作，我主要围绕‘笔架山’这个特定地域展开，构筑一个笔架山生态诗歌的天地。在写作中强化‘在场感’”，“重视心灵与自然的默契感、跳动感，以及对自然生命伤痛的触摸、体验，把在自然深处的理趣、感悟同意象、情绪联结为一体，而不作理性分明的界隔，从而构成浑然、幽秘的生态幻美诗境。”[3]这与华兹华斯以隐居地的自然景物入诗、再现科克茅斯的环境氛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笔架山下》中，都市中涌动着的欲望在笔架山下渐渐趋于平静，取而代之的是重返自然与故土的宁静心怀：“故土已远，太阳很近/烟火贴着肉身/一条岭南的江，无数欲望/在半睡半醒间浮荡/不远的城，市声喧闹/波动夜的幻影流光/当目光返回山间木屋的/宁静，半生行囊/伴一支笔搁在月亮身旁/若永恒里的瞬间/秋虫声落，一场梦的恍惚/一阵沉默对火焰的怀想”。到了《把笔搁在笔架山旁》一诗中，笔架山不仅意味着一个地域概念，而且演变为一个精神的陶冶地。在笔架山中，一切世俗的欲望都已消退，心灵深处的隐疾和暗伤也在自然这个药工的治愈下渐渐恢复。诗人置身于笔架山中，与动物为伴，临风品景，听任自然界的音籁奔涌，臻于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把笔搁下来/操一口土话做一个山野闲人，与橘农、猎户/药工为邻，悄悄疗治肉体深处的隐疾和暗伤/与唱粤曲的鹧鸪、白鹇、山蚌为邻，夜来临风……听任自然界的音籁从地下涌上来，/穿过肠胃的消化，抵达感动和呼吸”。在诗人的心目中，笔架山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有着自己的身体气息、精神感受。在华海的生态诗歌中，我们总能够体验到诗人对于具体的自然场景的描写，然后进入到自然的内部，把握其脉搏跳动的规律。华海的生态诗歌不是对于抽象自然的书写，也不是对于生态理念的演绎，而是在具体场景、细腻感悟的背景下，由实在自然的体验到一种真实的、可以进入的生态胜境，并从中汲取自然的启迪，领悟自然生态的可贵。

在华兹华斯体验到的这种诗意栖居的境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而非对立的，是美好的、正面的影响而非负面的、邪恶的辐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自己与自然界的情感和精神交流。怀着这样一种精神追求，华兹华斯在其诗歌中向我们展现了他诗意地栖居于大自然之中的胜境，这既是其个体精神特点的显现，也是诗人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想和期待。在《颂诗：忆幼年而悟不朽（不朽颂）》中，华兹华斯充满深情地写道：“我爱流去的小溪——它把河床冲刷，/比我以前同它们一样轻快时还爱；/一天刚诞生，它的光纯洁无邪，仍十分可爱；/一片片云霞在落日的周围聚集，/在一直观察人生无常的眼睛前，/把一种沉静朴素的色彩呈现；/又跑完一程，赢得了别的棕榈枝。/感谢这心中的柔情、欢乐和恐惧，/对于我，最微贱的花朵常能给人/深刻得眼泪也无法表达的思绪。”正是因为坚信聆听自然能够找回失落的本性，华兹华斯才始终如一地回归自然。在《廷腾寺》中，诗人甚至将这种对于诗意栖居理想的追求视为其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并作为一种牢固的信念加以坚持：“我深为欣慰，/能从自然中，也从感官的语言中，/找到我纯真信念的牢固依托，/认出我心灵的乳母、导师、家长，/我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华兹华斯希望人们通过回归自然的方式，实现人的本真状态的复归，弥合心灵分裂的鸿沟，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淳朴环境中诗意地栖居。

华海认为，“本来人是生活在自然中的，人与槐花之类的自然物并没有什么高下尊卑之区别，自然既是生命之源又是生命之所，可是，随着我们对人类自我能力的不断盲信，对自然物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于是，人们便由自然中抽身而出，自然世界与人类的心灵感应便由此越来越淡漠。”[4]因此，作为对现代人盲目自信、唯科技是从心理的矫正，重新感悟自然、领悟自然成为文艺家们持续不断努力的方向。这种诗意栖居的可贵，是通过诗人对于出入自然内外的人们的感受体现出来的，融入自然后的宁静与疏离自然后的躁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山行》中，诗人如此描写山中的景物与个人的感悟：“山一声不吭 以旁观的姿态/站在暮色里……我们坐在老树根上/陷入一段沉默岚气愈来愈浓/天边霞彩列维坦油画般凝重……”诗人从尘世中走入大山，在对自然的感悟中获得身心的自由。

静福山系列诗歌是华海近期关注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作品，它们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诗人关于现代文明世界下自然生态与人类的精神健康问题的思考。华海超越了对于现实环境问题批判的单一维度，而是借助语言的多义性、想象性、朦胧性赋予自然以内在、厚重的精神魅力，使读者在其诗作中能获得一种静谧、祥和的自然体验。在《静福山（之四）》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自然语言所体现的精神乐趣：“一座山醒来一座山所有的声音醒来/然后我打坐在一片绿荫里 那是谁说/山风放飞流浪的灵魂其实是灵魂/在风的步履里找到了安居/又是谁说 一阵急雨就会敲碎/梦境 其实所有破裂的幻象 在一滴滚动的/水珠里 重新浑圆 闪耀光晕/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是一座静福山”。无论是早先的笔架山系列还是近年的静福山系列，华海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注是持久而有力度的，他选择了熟悉的连州和清远作为关注的中心，建构起一个属于自我的生态诗歌领域。作为一名有精神根基的生态作家，华海将自己的情感和生态基点建立在广东西北部这片土地上，他朝着自然的精神领域持续挺进。

华兹华斯和华海的诗歌分别选择了一块自己熟稔的地域进行集中表现，以切实可感的形象和在场意识向人们揭示出人们生活与自然、与生态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表达了诗意地栖居的美好理想。地域因素的介入，对于他们的诗歌创作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诗人进行体验和观察的基点、文学根据地，而且是他们生态诗歌创作的精神源泉，是一个由学科地理上的概念上升为精神栖居地的重要诗歌概念。

三、 生态审美：神秘性与梦想性

华兹华斯相信所有的自然都是上帝旨意的体现，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回归自然并聆听它的指示。“他之所以能这样别具只眼地观察自然，把自然看作是与他一样或相近的精神和个性，也许是因为他确信：整个自然界充满了不朽的宇宙精神，在一切事物中都体现了所谓‘神灵’的存在。”[4]在《致杜鹃》中，自然界的动物也焕发出别样的神采，成为令人敬畏的事物所在：“春天的骄子！欢迎你，欢迎！/至今，我仍然觉得你/不是鸟，而是无形的精灵，/是音波，是一团神秘”。杜鹃在诗人笔下不是单纯的自然生命，也是代表了上帝在自然中赋予的意志和精神，它是代表上帝精神的神秘物种，是无形的精灵。在《廷腾寺》中，诗人表达了自己对于自然神秘性的敬畏和尊崇，自然界在华兹华斯笔下成为灵性的象征：“对自然……我感到/仿佛有灵物，以崇高肃穆的欢欣/把我惊动；我还庄严地感到/仿佛有某种流贯深远的素质，/寓于落日的光辉，浑圆的碧海，/蓝天，大气，也寓于人类的心灵，/仿佛是一种动力，一种精神，/在宇宙万物中运行不息，推动着/一切思维的主体、思维的对象/和谐地运转”。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不仅充满了浪漫色调，揭示自然的优美与壮丽，而且洋溢着浓郁的神秘气息，透露着诗人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

在华海看来，“生态诗歌正是通过回归自然的体验和想象，触摸生态悲剧的忧伤，实现在语言中复活和再造一个整体性的诗意世界（生态乌托邦）。”[6]这种神秘力量不仅可以使诗人获得一种内心的宁静与舒缓，而且以昭示自然力量的方式向迷途而不知返的人类发出了震耳发聩的警示。在华海看来，神秘性在现代诗人笔下大多呈隐遁的状态，他们对于自然的关注不是出于生态的观照，因而没有能够捕捉到自然恢宏、神秘的一面。到了华海笔下，自觉的生态意识与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使他对于自然所蕴藏的力量与神秘价值倾注了相当的精力。于是，在诗人笔下日光也成了一种亘古不变的力量源泉：“所有的事物在坠落 深陷亘古洪荒/……那声呼唤/便是天际滚动的雷鸣是一双/神秘的手 把无数生灵/从肉体中唤醒 把光从影子里/唤醒 一切重又明净如初”（《时光三重奏》）。当诗人走进一片树丛和荒草遮蔽的矮丘岭，似乎感觉迷失了方向，这时涌上作者心头的是“那神秘的忧惧在前面/隘口 隐隐地 投下幽影/林中的气息清鲜而陌生 ‘这是/原初的家园 却恍若他乡的异客’”（《春寒》）。华海追求的不是不可知式的自然诡秘的一面，而是有着对于现代文明主客二体界限绝对分明认知方式的反拨。

华兹华斯在对于自然现象和景物的描写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超拔、梦想的态度，希望能够重新寻找到人与自然原初和谐的理想状态。由于华兹华斯坚信自然界是欢乐和美的天堂，因此他对更能够领悟自然魅力的婴儿表现出了绝对的崇敬和怜爱。华兹华斯在他的诗歌中反复吟唱的一大内容即是对于婴儿和童年的崇敬，以及对于人类返回自然、感悟自然的期待。在《永生的信息》中，作者表达了对于人们通过接受自然熏陶重新感受天国精神的乐观信念：“哦！流泉，丛树，绿野，青山！/我们之间的情谊永不会中断！/你们的伟力深入我心灵的中心；/我虽舍弃了儿时的那种欢欣，/却更加亲近你们，受你们陶冶。”在诗人看来，人们成人后不应抛弃与自然固有的亲近，而应该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重新找回那日渐失落的自然本性。在《自然景物的影响》中，诗人对于自然景物予人的精神启迪有着如此的描绘：“无所不在的宇宙精神和智慧！/你是博大的灵魂，永生的思想！/是你让千形万象有了生命，/是你让它们生生不息地运转！/早在我童年最初的日日夜夜，/你就把种种情感（构成人类/灵魂的要素）交织于我的身心；/不是用凡俗鄙陋的人工制品，/而是用崇高景象，用恒久事物，/用自然，用生命，涵煦滋养，使我们/思想感情的元素都趋于净化”。到了近现代社会之后，诗人所追求的这种自然梦想逐渐地为理性主义所抛弃，人们不是从对彼岸世界的坚守、对于神性的信仰来看待自然，而是从功利主义的视野、现实经济利益的目的出发，面对自然时以攫取代替倾听、以利用代替友好，从而导致了自然生态的失衡与人类精神生态的症候。

华海生态诗歌对于和谐生态胜境梦想的追求更是自觉。在华海看来，生态诗歌必须实现生态诗歌中生态思想与诗歌美学范畴的融合。华海提出了生态诗歌的三大特征，即“批判性、体验性和梦想性（或想象性）的美学特性，并认为生态诗歌可以从正题和反题两个侧面展开，它既能发挥危机警醒、现实批判的作用，又能引领人们寻找正在消失的生态美”[5]。华海对于生态梦想的执著书写，根本目的乃在于引导人们重新发现和体验自然中的生态美。与华兹华斯不同的是，华海诗歌对于生态梦想的追求是为了唤醒现代人日渐麻木的自然意识，引导他们关注自然、关注生态；而华兹华斯的诗歌则是为了寻找内化于自然界的宇宙精神而进行的诗意升华，是其万物有灵的世界观在诗歌中的必然折射。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兹华斯和华海的诗歌都有着对于自然梦想的追求，但其出发点却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诗人在重回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并从自然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实现了对于凡俗事务的超越。在《起风》这首诗中，我们发现了诗人从实在的自然环境中生发出的对于自然魅力的神奇体验：“隔着这座山岭 在巨大的/投影下 悄然翻看岁月书简/蝴蝶飞舞在那半空中/布设奇异的迷阵 隐隐地/心有感应 大风就起了”。在诗人的笔下，大自然中平常的起风被赋予了一种神奇的光彩，它是自然界生命伟力的隐秘体现，也是诗人对于自然所具有的精神力量的认知和思考。在《辉腾锡勒》中，诗人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在体验自然梦想性中的重要性：“下午二时有一个人/独自走进辉腾锡勒/那神秘的一小时/只一小时 没有人看见/他跟草原的阳光在一起/跟鹰 跟昆虫/跟结籽的草和清亮的水洼/在一起/草原静了下来/只一会儿 天低下来/风走开去/他听到了辉腾锡勒/内心的隐秘”。诗人是有意将生态梦想作为一种与现实的对照而融入创作的，即在关注现实生态、抒发批判精神的同时，更从精神深处构建对于美好生态的崇敬与向往，并以此作为精神动力激励人们为自然生态的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生态胜境的执著勾勒和向往，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当下，二者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因而也颇具悲剧气息和乌托邦色彩。

应该看到，华兹华斯和华海诗歌对于自然的表现存在着宗教、文化、信仰上的巨大区别。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华海的生态诗歌受益于华兹华斯诗歌之处甚多。可以说，华海生态诗歌的生态自觉可能来源于其对生态理论的吸收，但华兹华斯诗歌中流露出的回归自然、感悟自然的精神和执著发现蕴藏于自然之中的浪漫与伟力仍然对于华海生态诗歌创作具有视野、体式、艺术和精神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华兹华斯诗歌对于华海生态诗歌的影响，一方面从在内容上给予华海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更多地是从艺术特质、创作手法上给予的熏陶。而他们诗歌创作的不同之处，更多地反映的是中西文化的根本落差，而非诗人创作个性和艺术禀赋的差异。

（龙其林，广州大学bet365.net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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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广州大学bet365.net研究员，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

[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01页。

[2]黄杲炘：《译者前言》，（英）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3]华海：《我与生态诗歌》，《生态诗境》，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

[4]黄杲炘：《译者前言》，（英）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5]华海：《我与生态诗歌》，《生态诗境》，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