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小说自汉至清，历经两千余年的漫长发展，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就，在每一阶段，即使是较为落后的阶段，都对中国小说史做出了贡献。以上各章节，对岭南小说各阶段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考察，这使得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岭南小说的总体特征和艺术贡献，以最终确立岭南小说作为区域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一、中原小说是岭南小说的母体

岭南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与中原文化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从历史范畴看，岭南文化有悠久历史，它同楚文化、燕文化等一样悠久古老，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重要一员。”[1]同样，作为岭南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岭南小说亦与中原小说血脉相连，事实上，中原小说是岭南小说的母体，岭南小说是在中原小说的母体中孕育发展而来，先天带有中原小说的特征。

（一）岭南小说文体和创作风气深受中原小说的影响

中原小说自汉魏六朝至清末，各阶段都走在了岭南小说的前面，通常是中原地区先产生了某种小说文体，出现了某种小说创作风气，这种小说文体和创作风气进入岭南，岭南随之出现了相应的小说文体和创作风气，可以说，岭南历代小说文体的兴衰和创作风气的演变无不深受中原小说的影响。

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由《山海经》开其端，两汉魏晋时期大盛，出现了《神异经》、《洞冥记》、《十洲记》、《博物志》等一大批作品，形成了创作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浓厚风气，此种文体和创作风气被中原作家带到岭南，于是岭南产生了最早的小说文体——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至南北朝，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趋于衰落，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衰落稍晚于中原，但至唐代也明显衰落了。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在内容上记载关于远国异民、山川道理、异物奇珍方面的传说，在艺术上追求描写事物的奇异，不追求情节完整，这些都对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代岭南中篇传奇《钟情丽集》打破了宣德至天顺年间传奇小说创作的沉寂局面，推动了明代中篇传奇的发展，但它实际上受到了元代中篇传奇《娇红记》和明初中篇传奇《贾云华还魂记》的深刻影响。清代中期，中原各小说文体都进入了繁荣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他们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小说作品，文言小说有《阅微草堂笔记》、《夜谭随录》、《谐铎》、《子不语》等，通俗小说有《红楼梦》、《儒林外史》、《绿野仙踪》、《歧路灯》、《镜花缘》等，中原小说出现了竞秀争奇的局面，此时期岭南小说亦发展到了最高峰，涌现了一大批有责任感的小说作家，他们创作出了优秀的岭南小说，文言小说有《五山志林》、《霭楼逸志》、《邝斋杂记》、《粤小记》、《粤屑》等，通俗小说有《岭南逸史》、《蜃楼志》、《警富新书》、《绣鞋记警贵新书》等。清代后期，中原小说进入低谷期，通俗小说承前代余绪，无创新之处，文言小说则盛陈祸福，专主劝惩，甚至出现了宣讲圣谕的圣谕宣讲小说，岭南小说亦如此，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都没有出现优秀的作品，受中原圣谕宣讲小说的影响，岭南也出现大批圣谕宣讲小说。

（二）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是岭南小说的重要推动力

“岭南文化是由生活在岭南地区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但汉族的到来，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明之前，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相比于中原来说，是较为落后的，这不利于岭南文学家的产生和发展，更不利于小说家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明之前岭南本土小说作家仅有汉代杨孚，晋代的王范和黄恭，数量甚至少，没有成为岭南小说创作的主力。对岭南小说做出巨大贡献的则是客居于岭南的中原作家，他们成为明之前岭南小说的重要推动力，

早在秦汉时期，随着岭南郡县的设立，中原人开始迁入岭南；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避战乱，中原人再次大量迁入，衣冠望族，占籍各郡；唐代随着大庾岭的开通，中原人又大量迁入；宋元时期中原人仍持续不断地迁入。中原人的迁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政治、经济文明，还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文学艺术。一些中原作家或为官，或被贬，或避乱，或谋生，逾岭南来，三国时吴国万震客居番禺，晋嵇含官广州刺史，南朝沈怀远因坐事徙广州，唐代房千里任高州刺史，唐代刘恂官广州司马，唐代裴鉶寓居岭南10余年，宋代洪迈寓居岭南3年，宋代朱彧寓居广州，宋代蔡絛流放到白州，他们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小说创作经验，同时又受到岭南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的熏染，创作出了反映岭南社会生活的小说，为岭南小说的产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中原作家，那么岭南小说的产生会更晚，发展也会更缓慢。

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发展，孕育出了一大批本土小说作家，本土小说作家成为岭南小说创作的主力，但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仍是岭南小说创作中的一支力量。王临亨广东办案，创作了反映明代岭南时事的小说；钮琇任广东高明知县，创作了反映岭南明清易代的小说，其小说成为清初岭南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俞蛟长期寓居岭南，缪艮流落岭南20余载，他们创作的狭邪小说丰富了岭南文言小说的类型和内容，因此，明清时期，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仍是岭南小说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二、不同于中原的缓慢而艰难的发展历程

岭南文化虽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具有不同于其它地域的文化特质，“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家族中的一员，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同时又是很有个性的一员，具有其他地域文化所不能代替的地位。”[3]作为岭南文化精神载体之一的岭南小说，因岭南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及不同于中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而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独特个性。

岭南小说汉代萌生，唐宋时期逐渐发展，明代步入转折期，清代前期进入低谷期，清代中期进入兴盛期，清代后期又走向衰落，相比于中原小说，其发展历程是缓慢而艰难的，这既与岭南政治、经济密切相关，亦与岭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汉唐时期，中原小说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和传奇小说均获得了充分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此时期岭南交通很不发达，尤其是横亘北部的五岭，阻隔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影响了岭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先秦时期，岭南基本处在原始部落文化阶段，秦汉至唐代，随着中原人口的迁入，中原文化得以在岭南传播，但传播的进程是较为缓慢的，岭南的原始文化仍比较郁浓，在这种文化状态下，岭南小说发之亦迟，演进亦缓慢，远落后于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成为此时期最发达和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此外，还产生了轶事小说和传奇小说，但这两类小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创作队伍主要由客居岭南的中原作家构成，这些中原作家关注虚幻奇异的自然、物产、风俗传说，使此时期小说呈现出浪漫主义气息。

两宋时期，中原小说继续发展，志怪小说、传奇小说、轶事小说都出现了大批优秀作品，更重要的是出现了通俗话本小说。此时期随着中原人口大量迁入，岭南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岭南文化亦逐渐发展起来，但与中原文化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此时期岭南小说的发展仍落后于中原小说，依旧没有培育出自己的本土小说作家，创作队伍仍由客居作家构成，他们使岭南小说得以继续发展，但亦使岭南小说走向了一条畸形发展之路——作家们仍对岭南的奇异传说抱有浓厚的兴趣，小说文体仍以志怪为主，轶事小说十分凋零，传奇小说和话本小说更不见踪迹，小说文体的发展呈现出极度的不平衡，但志怪小说内容渐趋丰富，艺术表现能力也有所增强。

明代，中原小说进入了兴盛期，小说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完备，文言小说出现了“剪灯”系列等上乘之作，长篇通俗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杰出的作品，短篇通俗小说出现了“三言”、“二拍”等充满勃勃生机的作品。此时期岭南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海外贸易兴盛。由于经济发达，财力雄厚，岭南教育大兴，教育的兴盛使岭南人文骤兴，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岭南小说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最重要的突破是终于孕育出了一批本土小说作家，数量虽不多，但打破了岭南小说由中原作家一统的局面，为岭南小说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土作家改变了中原作家偏重于志怪小说的风气，开始创作轶事小说和传奇小说，这些小说关注岭南的社会生活，岭南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始萌生并有所发展，为清中期岭南小说的全面崛起奠定了基础。

清前期，中原小说仍延续了明代的势头继续发展，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创作十分活跃。此时期岭南小说并没有延续明代岭南小说的发展势头，反而异常冷寂，这与岭南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关系。清前期岭南战乱频繁，并受到了清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岭南人口锐减，农业和手工业衰败，商业和海外贸易凋零，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的破坏使岭南小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此时期岭南小说进入了低谷期，作家和作品数量甚少，由于明清易代，岭南小说中流露出故国之思，亡国之痛，暴露与抨击清统治者在岭南的罪行，为岭南小说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这一精神内涵为清中期岭南小说继承并发扬。

清代中期，中原小说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出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阅微草堂笔记》、《镜花缘》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此时期岭南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岭南的教育和文化也随之兴盛，岭南小说终于进入了黄金期。本土小说作家异军突起，人数众多，且大多为文化素养较高的文人士大夫，这使得他们能够创作出优秀的小说来，小说各文体得以均衡发展，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均十分兴盛，小说延续了明代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注岭南本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批判社会黑暗，谴责社会罪恶，反思社会问题，在思想内容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清代后期，中原小说进入了衰退期，各体小说数量锐减，艺术质量下降。此时期岭南虽然社会经济繁荣，但最先受到殖民者的入侵，社会各种矛盾十分突出，广州曾一度沦陷于殖民者，太平天国起义也从岭南爆发。岭南小说作家力图通过小说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但由于思想水平的局限，他们以因果报应的内容、劝惩善恶的方式劝人安分守己，从而达到巩固清王朝统治、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因此，此时期的小说不仅失去了清中期岭南小说的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反而充斥着大量的因果报应内容和陈腐说教。总之，此时期岭南小说在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时，选择了退缩和封闭。

三、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想象

岭南自然环境十分艰苦，气候温热潮湿，易于滋生瘴疠病毒，地形复杂，既有崇山峻岭，亦有平原大川，毒虫野兽繁多，这使岭南人形成了断发纹身、濒水而居、架木为屋、喜食水产等生活方式，还形成了强悍勇猛、敢于冒险、团结协作的文化精神。由于水陆交通不发达，岭南成为相对孤立封闭的文化区域，中原文化虽自秦汉以来开始在岭南传播，但传播速度十分缓慢，正如屈大均所云：“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4]地理环境因素使早期的岭南文化较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同化，独自发展成为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

然而，作为中心文化的中原文化在对待处于边缘地区的岭南文化时，态度是轻视、傲慢的，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它不是试图了解和接纳岭南文化，而是攫取了岭南文化的话语权，根据自身文化的需求来书写岭南文化。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对岭南采取自我中心式的想象：一方面为了彰显中心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把岭南想象为可怕的、怪异的、蛮荒的边缘文化；另一方面中心文化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而岭南文化虽是边缘的，却是新鲜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5]中心文化无法抗拒这种新鲜文化的吸引，把岭南文化想象为奇异的、神秘的、具有传奇性的异域文化。这两种想象体现了中心文化对岭南文化的歧视、压迫与利用，剥夺了岭南文化自我表达的权利，遮盖了岭南文化的真实。

早在先秦至汉初，中原人已经开始了对岭南的怪异化想象，《楚辞·招魂》把岭南想象为一个可怕之地：“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以其骨为醢些。” 《山海经·海外南经》把岭南人想象为“匈有窍”、“人交胫”、“面有翼，鸟喙”的奇特人，这些想象主要集中在对岭南原始部落的特征和生活习俗上，夸大或虚构某一奇特的特征或生活习俗，以满足当时中原人强烈的好奇心。

汉唐宋元时期，岭南小说作家包括两类：一是从中原入岭南的客居作家，是岭南小说创作的主力。三国时万震，晋代嵇含，南朝沈怀远，唐代房千里、刘恂、裴鉶，宋代洪迈、蔡絛等，或为官，或被贬，或避乱，或谋生，逾岭南来，他们以文化闯入者的身份进入岭南，先天带有中心文化的傲慢与偏见；二是岭南本土作家，数量甚少，仅有汉代杨孚、晋代黄恭等少数几人，在中心文化的强大压力下，他们接受和认同了中心文化，以中心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岭南文化。因此，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无论是客居作家，还是本土作家，几乎不关心岭南真实的历史、社会生活，而是热衷于岭南流传的各种怪异或奇异的传说，这些传说符合他们对岭南的文化想象。于是，小说文体主要为记载岭南各种传说的志怪小说，内容包括远国异民传说、山川地理传说、物产传说、风俗传说、神仙异人传说、鬼怪传说等，几乎没有反映岭南历史变迁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小说。这使岭南小说无法获得发展的动力，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关于远国异民传说的志怪小说是中心文化对岭南文化怪异化想象的产物。此类小说无一例外地将岭南人描绘为怪异可怕之人。汉代杨孚的《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晋代刘欣期的《交州记》、晋代顾微的《广州记》记载了穿胸、乌浒、儋耳、黄头人、察南汉国、交趾、缴濮国等岭南原始部族的传说，穿胸人“其衣则缝布二尺，幅合两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不突穿。”“ 交趾人“足骨无节，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缴濮国“其人有尾，欲坐，辄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其尾，即死也。”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中的《六国》写狗国“裸形抱狗”，毛人国“形小皆被发，而身有毛蔽如猿”，夜叉国“同食所得之人”， 大人国“悉长大而野”，流虬国“国人幺么”，小人国“其人悉裸，形小如六岁儿。”宋代《夷坚志》中的岭南小说《海外怪洋》写了令人恐怖的海上世界，这里天水黄浊，黑云亘山，有长丈余的龙怪，有食人的覆舟鬼，有大蟒千百，甚至有吃人的巨人，“到一门，两巨人坐门下，各以一手持众髻，挂于大木杪，入门携火盆出，取一人投火中，炙至焦黑，分食之。”这些小说把岭南人描述为或头长在胸部，或身体长毛，或象野兽一样有尾巴，甚至还吃人，是恐怖的、野蛮的、怪异的，这显然不是对岭南人的真实描述，而是经过了怪异化想象的描述。这种想象体现了中心文化对岭南文化的歧视，正如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论述的：

民族学家在任何一个地方遇到关于长尾巴的人的故事，都应该查找居住在统治居民附近或其中的某种受轻视的土著部族，某些被压迫者或异教徒，被统治居民看作动物一样，并按照动物的样子给他们加上了尾巴。[6]

关于山川地理、物产、风俗、神仙异人传说的志怪小说则是中心文化对岭南文化新奇化、神秘化、传奇化想象的产物。此类小说多把岭南描绘为新奇而神秘的异域世界：“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盘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闷。晋太元初，民封驱之家奴密窃三饼归，发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晋兴郡蚺蛇岭，去路侧五、六里，忽有一物，大百围，长数十丈。行者过视则往而不返，积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从交州出，由此岭见之，大惊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敕，经宿住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积聚成丘。”此外，有地中出血的马鞍山，有向风复活的风猩，有大如水牛的鼠母，有目如车轮的大蛇，有水为之开的木犀。唐代裴鉶居岭南10余年，创作出了《崔炜》、《张无颇》、《蒋武》、《金刚仙》、《陈鸾凤》五篇传奇，这五篇传奇营造了奇幻、浪漫的岭南异域世界：富丽堂皇的赵佗墓，庄严壮丽的海王庙，雷神肆虐的海岛，怪兽聚集的山林；虚构了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羊城使者，鲍靓，鲍姑，安期生，葛洪，广州利王；描绘了各种奇珍异宝：龙牙，火浣布，燧阳珠，玉龙膏，暖金盒；还描绘了奇异的动植物：吞象数百的巴蛇和大蜘蛛，会说话的猩猩。这些小说充满了奇异、神秘和传奇色彩，极大地满足中原人猎奇的欲望，也为岭南文化披上了一件虚幻而华丽的外衣。

四、边缘文化的崛起

明代，岭南经济发展起来，文化亦逐渐兴盛，岭南小说也随之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现了几位重要的本土作家，包括作《双槐岁钞》的香山人黄瑜，作《海语》的黄衷、作《钟情丽集》的琼州文人。这些本土作家不再像前代本土作家那样屈从于中心文化，而是对岭南文化有了自信。他们开始关注并试图展现真实的岭南，因此，不再热心于志怪小说创作，而是开始创作反映岭南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的轶事小说，这是岭南小说的一个重要转折。《双槐岁钞》记岭南各阶层人物的奇闻轶事，表现岭南人民善良、诚实、勇敢、守信的美好品德。《钟情丽集》写岭南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表现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即便如《海语》中写岭南奇异物产的志怪小说，其重心也开始转向反映商人阶层好冒险、重货利的精神。这些小说所表现的岭南人民的美好品质、抗争精神、冒险精神、重商性，长期以来被中心文化空白化，至此才终于得以部分呈现。

清前期，岭南战乱频繁，岭南小说的发展中断了，明代开辟的优良传统亦一度中断。直到清中期，岭南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海外贸易昌盛，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区域。岭南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成为更丰富和更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强烈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意识，经世致用的价值观，积极的反思精神、开放精神和兼容精神，浓厚的重商性和平民性。发达的经济和兴盛的文化为岭南小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时期岭南本土小说作家异军突起，成为岭南小说创作的主力，出现了顺德罗天尺、东莞欧苏、番禺陈昙、阳春刘世馨、香山黄芝、潮州黄岩、庾岭劳人、安和先生、上谷氏蓉江等一大批作家。这些本土作家对这块兴盛的土地怀有强烈的自豪感，正如罗天尺所赞叹的：“气盛衣冠之境，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诡制殊形，千变万状，迭见于其间。”这种自豪感使他们对岭南文化充满了自信。

但是，中原人似乎无视岭南经济的发展，仍将岭南视为穷荒僻壤，中心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偏见与傲慢依然没有丝毫改变，仍将岭南视为可以搜奇辟异的边缘文化，这使本土作家产生强烈的文化焦虑，他们急于展示真实的岭南文化，急于确立岭南文化在中国文化版图应有的地位。

本土作家们希望通过创作小说来实现这一目的。于是，不论是文言小说作家，还是通俗小说作家，都自觉地肩负起了弘扬岭南文化的任务。文言小说作家的创作目的惊人地一致，他们以保存、彰显岭南历史、社会、自然为直接创作目的，罗天尺为“发南国之英华”、“备识乡邦轶事”而作《五山志林》，欧苏为备载莞邑人物而作《霭楼逸志》，“是编专是近世事迹，然多是乡邑人物。”陈昙为彰显粤地文人士大夫而作《邝斋杂记》，“纪其嘉言懿行传示方来”，刘世馨为使粤地的“奇行隐迹”、“怪事异闻”、“山川云物”、“忠孝节义”不被湮没而作《粤屑》，黄芝为彰显粤地的“小者”，即不载于史乘的小人物而作《粤小记》。在这种创作目的指导下，他们创作的文言小说集专记岭南地方故事，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五山志林》记顺德故事，《霭楼逸志》记莞邑故事，《粤小记》记广州故事，《邝斋杂记》、《粤屑》、《越台杂记》记岭南各地故事，这种鲜明的地方性使它们在清中期小说史上独具特色，并成为一个颇有个性的景观。

通俗小说作家大多没有明确标举岭南文化，但他们的创作皆扎根于岭南这块土地，醉园狂客指出黄岩因“罗旁、水安间，瑶壮纷沓，事迹较多荒略”而著《岭南逸史》，罗浮居士指出庾岭劳人因“生长粤东，熟悉琐事”而著《蜃楼志》，上谷氏蓉江为了使惠州西湖获得与杭州西湖一样的名声而著《西湖小史》，因此，这些通俗小说在弘扬岭南文化上取得的成绩亦更大。

此时期的岭南小说力图展现曾被空白化了岭南社会生活。《五山志林》、《霭楼逸志》、《粤屑》等文言小说集中的人物包括官吏、文人、商人、农夫、手工业者、强盗、和尚、囚犯、妓女等，在反映岭南社会生活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通俗小说《西湖小史》以粤地文人士大夫为主人公，表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状况，《岭南逸史》表现岭南汉族、瑶族、蛋民等各民族的生活，《蜃楼志》表现岭南封建官僚、新兴商人、底层人民的生活，《警富新书》和《绣鞋记警贵新书》表现了岭南乡村和市井的小民、官僚吏役的生活。总体来说，岭南小说的表现对象上至官僚士大夫，下至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几乎无所不包，从而使岭南社会生活得以全面展现。

五、先锋文化的蜕变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清王朝内忧外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岭南最先出现危机，殖民者入侵广东，广州一度沦陷，阶级矛盾尖锐，不仅有太平天国起义，岭南各地的起义此起彼伏。面对民族危机，岭南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如陈澧、黄培芳、沈世良、叶衍兰、张岳崧等，呼吁变革，主张疏离保守陈腐的中心文化，倡导岭南本土文化，接纳和吸收西方文化，这与清中期以来岭南文化精神一脉相承。

然而，不幸的是，此时期的岭南小说作家不是由这些具有先进文化思想的精英构成，而是由来自民间的、社会底层的文人构成。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下，走上了一条与精英知识分子相背的文化道路：不再像清中期岭南小说作家那样标举、弘扬岭南本土文化，而是趋向于中心文化，尤其是来自最上层的统治阶级文化，试图利用中心文化中最具权威、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作为武器，来抵抗外族入侵，消除内部动乱，从而达到维护岭南完整的目的，本土文化的精髓，尤其是积极的开放精神、反思与探索精神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这种文化态度在当时应该并不是少数现象，而应是代表了广大底层人民的文化态度，因为这些小说作家比精英知识分子更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心态。

在这种文化态度下，岭南小说作家积极宣传中心文化中的统治阶级文化，最鲜明的表现是创作了大量宣讲最高统治者政治教化思想的圣谕宣讲小说。此类小说以十六条圣谕为主旨，通过敷衍因果报应故事衍说圣谕义理，达到劝善惩恶、稳定社会的目的。圣谕宣讲小说岭南盛极一时，出现一批专门从事此类小说创作的作家，如邵彬儒创作了《俗话倾谈》、《吉祥花》、《谏果回甘》、《活世生机》，叶永言、冯智庵创作了《宣讲余言》，调元善社的讲生创作了《宣讲博闻录》、《圣谕十六条宣讲集粹》等，这些作品在岭南民间广为流传，影响甚大。此类小说在岭南以外的地区亦有出现，但没有一个地区像岭南这样兴盛，并影响巨大。此外，其它的小说，如《阴阳显报鬼神全传》、《昙花偶见传》等不遗余力地宣扬因果报应思想，《扫荡粤逆演义》以正统思想为核心，将太平军视为盗匪、叛逆予以激烈批判。总之，此时期小说内容陈旧，思想落后，极为封闭，艺术水平不高，较之清中期是大大退步了。

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告终，再次显示清政府的无能。一方面，中心文化已经无力给岭南文化提供维护民族生存的力量，使岭南文化对中心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认同中心文化，而是对中心文化进行疏离和批判。另一方面，落后的民族总要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中固有的开放特质，使它能够迅速地接受先进的西方文化，并欲以西方文化来变革岭南文化。此时期岭南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他们主张反对旧文化，接纳西方文化，呼吁变革，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改良运动，影响遍及全国，使岭南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的最前沿。岭南文化迅速地摆脱边缘文化的地位，从中心文化的框架中偏离出来，蜕变成为具有先锋特质的区域文化。

岭南小说成为岭南先锋文化表达观点、警醒世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这也使岭南小说具有了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精神。在小说理论上，梁启超提出全新的小说界革命理论，主张充分发挥小说的社会功能，利用小说来改良人格，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这一理论在当时几为空谷足音，因此，他亲自创作了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来实践他的理论。《新中国未来记》是晚清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参与、指导现实变革的作品。”[7]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及小说创作极具先锋意义和示范意义，为此后的岭南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小说的变革打下理论基础和创作基础。

另一位先锋作家吴趼人呼应梁启超的理论，积极创作改良主义小说。他更鲜明地疏离与批判中心文化，小说中充满对清王朝的尖锐批判和辛辣嘲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财秘诀》、《近十年之怪现状》等将晚清社会的诸种黑暗与丑陋暴露无遗。他大张旗鼓地宣传西方文化，主张借助西方文化改良旧文化，于是创作了一系列以立宪为主题的小说，包括《庆祝立宪》、《预备立宪》、《立宪万岁》等，这些小说延续了《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目的与风格，但在倡导西方文化方面比梁启超走得更远。

至辛亥革命时期，岭南出现了另一批新锐的革命派小说作家，包括黄世仲、梁纪佩等人。他们的文化态度更为激进，主张彻底疏离中心文化，排除满清政权，猛烈批判守旧派，甚至康梁改良派也受到他们的批判。他们认同西方文化，主张以激烈的革命实现民主政治。他们的小说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文化态度。黄世仲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时事的小说，通过这些时事来表现他的革命主张，他在《洪秀全演义》自序中所说：“凡举国政戎机，去专制独权，必集合君臣会议。复除固闭陋习，首与欧美大国遣使通商，文明灿物，规模大备。视泰西文明政体，又宁多让乎！”[8]《洪秀全演义》正是他的文化主张的生动注释，小说对清王朝进行猛烈抨击，把太平天国描绘为革命的先进之师，将洪秀全、钱江、冯云山等太平天国英雄塑造成为推翻满清王朝、追求民主政治的斗士。甲午战争以来，岭南文化蜕变为先锋文化，使岭南小说积极反映社会生活，并积极探寻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虽然有时显得粗率，缺乏深思熟虑，但却因充满了时代的最强音而具有先锋意义。

总体来看，纵观岭南文化和岭南小说二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们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到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完成了从边缘到先锋的艰难旅程。汉唐宋元时期，岭南文化作为弱势的边缘文化，受到强势的中心文化的歧视与压迫，话语权被中心文化所攫取，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权利，中心文化根据自身的文化需求来书写岭南文化。此时期的岭南小说是被中心文化书写、利用的产物，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无法取得大的进步。

清中期，岭南文化崛起，逐渐摆脱了边缘文化的弱势地位，获得了书写自己的权利。此时期的岭南小说主动书写长期以来被空白化的岭南社会生活的文化精神，使岭南小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动力，不论是文言小说，还是通俗小说，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同时岭南小说肩负起了弘扬岭南文化的任务，推动了岭南文化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岭南文化主动疏离中心文化，积极认同西方文化，并从中心文化的框架中偏离出来，蜕变成为具有先锋特质的、引领时代话语的先锋文化。岭南小说成为岭南先锋文化表达观点、警醒世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也随之具有了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精神。岭南小说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变革，极具开拓意义和示范意义，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小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六、岭南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

明清以来，岭南的社会生活较明代之前丰富复杂了许多，岭南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这就为小说作家提供了创作所需的社会生活素材，更重要的是，明清以来岭南文化品格逐渐鲜明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文化价值观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反对空疏无用之学，这种文化价值观深刻影响了岭南小说的创作目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内容。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岭南本土小说作家关心岭南社会问题，倾向于创作反映岭南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的小说。于是，明清岭南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萌生并成为主导特质。

明清岭南小说反映了岭南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明清岭南富庶的经济、兴盛的文化、奇异的自然风物、丰富的民间传说，使岭南本土作家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形成了浓厚的本土情结，于是，文言小说作家或出于“备识乡邦轶事”，或出于“纪方隅之琐屑”，或出于“发南国之英华”的目的，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岭南各地社会生活的地方故事集。《五山志林》以顺德“英华”人物为主人公，这些“英华”包括慷慨激昂的忠臣义士，清正廉明的地方官吏，富有才华的文苑名士，还包括具有美好品格的奴仆、僧丐、妇女等下层人民，从而全面地展现顺德乡邦英华人物的风貌；《霭楼逸志》专记莞邑民间人物，主人公包括官吏、士卒、文人、商人、农夫、手工业者、仆人、强盗、和尚、囚犯、骗子、闺阁妇女、妓女等，在反映岭南社会生活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邝斋杂记》专记粤地文人士大夫，一方面表现了当时文人美好品质和聪明才智，另一方面批判了文坛的不良习气和文人的丑恶行为；《粤小记》着重记广州各阶层人物；《粤屑》记载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和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通俗小说作家亦热衷于此，《岭南逸史》表现岭南瑶族、汉族以及疍民等各民族的生活，《蜃楼志》表现岭南新兴商人和底层人民的生活，《警富新书》和《绣鞋记警贵新书》表现了岭南乡村市井的生活，《西湖小史》表现了岭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这些小说丰富全面地展示了岭南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

明清岭南小说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明代中叶以后，岭南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此起彼伏，正统十三年（1448），广州爆发了黄萧养领导的农民起义，弘治、嘉靖、万历年间黎族人民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起义，万历年间粤西瑶民爆发了大规模起义。清代岭南社会依旧矛盾尖锐，吏治败坏，土地兼并严重，武备松驰，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不断，新兴的商品经济不断遭到来自封建政权的压迫。此时期的岭南小说作家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淑世精神，对弱小阶层有着深切关怀，因此，他们通过小说来反映社会问题，暴露社会黑暗，并进行强烈的批判。文言小说《粤剑编》中的《中贵之人入粤榷税》、《有言于税使者》、《粤东开采使》暴露和批判了明代有权势的宦官对岭南人民的横征暴敛，《五山志林》批判了明末政治的腐败和清初清统治者的狠戾暴虐，《霭楼逸志》反映了下层人民悲惨的生活，《邝斋杂记》批判了岭南官场的黑暗腐败和官吏的残酷。通俗小说的批判性更为强烈，《岭南逸史》批判了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蜃楼志》批判了封建政权对新兴的商品经济和底层人民的残酷压榨，《警富新书》和《绣鞋记警贵新书》批判了中国司法制度的极端黑暗，《西湖小史》批判了封建政权的昏庸腐朽。总之，明清时期岭南小说灌注了强烈的批判精神，这使明清岭南小说具有了较高的思想价值。

清中期岭南通俗小说具有积极的反思与探索精神。清中期岭南通俗小说作家大多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这使他们能够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揭露社会问题和批判社会黑暗，还力图通过小说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这使此时期的小说具有了可贵的反思与探索精神。黄岩对岭南少数民族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在《岭南逸史》中深入探讨了为什么岭南瑶族不断起义，汉族政权的残酷镇压是否有效，什么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和汉族和睦相处，并通过黄逢玉这一形象指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道路就是加强民族间的融合和文化上的认同。庾岭劳人把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注入到《蜃楼志》中，创作了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苏芳，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异于其它小说人物的全新特质，他既有经商之能，又有治国之才；既能出世，又能入世；既精明，又慷慨仁爱；既泛情，又重情，作者通过他化解封建政权和新兴的商品经济、底层民众之间的复杂矛盾。安和先生则在《警富新书》中反思了中国司法制度黑暗的根源，指出金钱的腐蚀、不合理的幕僚制度、官吏亲属干预司法是中国司法黑暗的根源。以上这些作家的反思与探索，虽带有理想色彩，但却体现了岭南作家对社会问题的独特思考，正是这种独特思考，使清中期的岭南通俗小说在思想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七、岭南小说的反抗精神

反抗精神是岭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品格，这种文化品格与岭南的自然、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生长于斯的粤人，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只能世代在这种蛮烟瘴雨、毒虫猛兽、洪涛飓风的险恶自然环境里，艰苦奋斗，拼搏求存，因而岭南民性很早就养成了强悍不驯、勇于冒险、顽强抗争、不屈不挠和团结互助的特质。加以岭南长期作为流徙之地，历代发配岭南的‘顽民’，谪迁来粤的‘罪官’，自然也不可能不对粤人施加一种追求正义、反抗压迫、向往自由的思想与心理影响。”[9]

岭南古代小说充分地表现了岭南人民的反抗精神。早在汉唐时期，岭南小说已大力歌颂那些强悍不驯、向往自由、追求正义、反抗压迫的英雄豪侠，晋刘欣期《交州记》中的“赵妪”写土著女子赵妪聚众起义，反抗当时中原统治者；晋黄恭《交广记》中的“尹牙”写尹牙豪侠尚义，终替太守报仇；裴鉶《蒋武》中的蒋武胆气豪勇，锄强扶弱；《陈鸾凤》中的陈鸾凤则十分鲜明地表现了岭南人的反抗精神，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挑战自然恶势力——雷神，并最终战胜雷神。至明代，随着小说中现实主义精神的萌生，岭南小说中的反抗精神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强权和社会不公的反抗，王临亨《粤剑编》中的《中贵之人入粤榷税》写岭南徐公、章公与贪婪的税使所进行的坚毅不屈的斗争，《钟情丽集》的男女主人公以“轰轰烈烈兮便做一场”的精神，不顾“父母恶之，乡人贱之”，大胆反抗封建家长的权威。至清代，岭南小说中的反抗精神更为突出，《岭南逸史》用浓彩重笔写了天马山和嘉桂山的瑶族人民反抗残酷压迫他们的汉族政权，《蜃楼志》写了姚霍武领导起义军反抗黑暗的封建统治，《警富新书》写梁天来、张凤等小人物反抗黑暗的司法。这种反抗精神使岭南小说塑造出了一系列极具光彩的英雄豪侠人物，也使岭南小说具有了慷慨豪迈、悲壮激昂的格调。

八、岭南小说的爱国精神

岭南人民的反抗精神在经历了宋末抗元和明末抗清的斗争后，逐渐上升为爱国精神。宋末，岭南成为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最后之地，1276年，陆秀夫和张世杰率领20多万大军进入广东，与岭南军民一起，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抗元斗争；1279年，陆秀夫在厓山抱少帝投水，从死者数以万计。明末，岭南又成为反抗清统治者的最后之地，1646年，岭南人拥立明室王族，建立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并进行了长达17年的抗清斗争。虽然这两次抵抗外族入侵的斗争皆以失败告终，但岭南人民所表现出的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对岭南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岭南文化具有了强烈的爱国精神。清代鸦片战争时期，岭南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抵抗殖民者入侵的斗争，广州人民在三元里抗击英军，反对英国强租土地，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潮州人民反英人入城斗争等，都体现了岭南人民强烈的爱国精神。

清代岭南小说充分地表现了岭南人民的爱国精神。清初，经历了明清易代的遗民作家，在小说中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感，屈大均《怪语》中的《三烈魂》歌颂了三个不屈于清兵淫威、以死抗争的烈女子；钮琇《粤觚》中的《张将子》歌颂了抗清失败后不食而死的张将子，充满了浓重的悲壮色彩和亡国后的感伤情绪。清中期，岭南作家接受了清政权，但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并未消失，反而更为沉郁和浓烈，《五山志林》中的《桃源贼双死节》、《议礼廷杖二谏臣》、《迎宴不许谒家庙》、《出喉不即死》，大力歌颂了清初挽救明王朝的顺德的忠臣义士，集中体现了顺德人民忠贞不屈的爱国精神；欧苏《霭楼逸志》中的《长毛贼》歌颂了清初莞邑人民抗击清军的英勇斗争，极为慷慨悲壮；陈昙的爱国精神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仰慕明末著名的爱国诗人邝露，名其斋为邝斋，《邝斋杂记》中的《仙蝶》、《榕树神》、《武英殿》借荒诞的志怪小说抒发对明王朝的怀念之情和对明王朝忠臣义士的崇敬；刘世馨的《粤屑》一方面流露出浓重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悲，《百花冢》、《仙塔》、《古琴》表达了对明王朝的深深眷恋，另一方面则对明末变节仕清者予以辛辣地嘲讽，《春秋笔》《黄状元杖对》抨击了变节者的丑陋和卑劣。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不畏强敌，英勇抗击入侵者，颜嵩年《越台杂记》中的《武生沈志谅》、《陈联陞抗英》、《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最早记载了广东军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爱国行为。这些小说体现了岭南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

九、岭南小说的艺术贡献

岭南小说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重要分支，为中国古代小说以及中国戏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首先，为中国小说提供了创作经验。明清时期的岭南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渐趋成熟，取得了一定的创作经验，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发展。明代中期岭南传奇《钟情丽集》在明代中篇传奇的发展中起着承上起下的重要作用，上承元代的《娇红记》和明初的《贾云华还魂记》，但它却彻底抛弃了前两篇传奇的悲剧性结局，而是着力表现男女主人公对爱情婚姻的积极追求和强烈的斗争精神，并采用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结局，此后中篇传奇小说大体延续了这种创作方法，在它的推动下，弘治至万历年间出现了一大批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中篇传奇，如《怀春雅集》、《龙会兰池录》、《双卿笔记》、《寻芳雅集》、《花神三妙传》、《刘生觅莲记》等。

清中期的岭南小说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创作经验。《岭南逸史》塑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兼具英雄气概和儿女柔情的女性形象，对其后《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形象、《绿牡丹》中的花碧莲和鲍金花等女性形象产生了深刻影响；《蜃楼志》的改良主义倾向和“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的手法，影响了近代《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改良主义小说；《警富新书》在形式上彻底打破了之前公案小说的短篇体制，成为第一部真正的长篇公案小说，对此后的公案小说形式产生了影响，它对司法的强烈批判和深刻反思也对后世公案小说也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为中国小说提供了大量独特优美的创作素材。南北朝时任昉的《述异记》中的“懒妇鱼”取材于杨孚的《异物志》，明代杨珽的《龙膏记》和瞿佑的《水宫庆会录》取材于岭南传奇《张无颇》，《太平广记》中的《番禺书生》取材于岭南传奇《蒋武》，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三言二拍”、《西湖二集》、《型世言》皆从黄瑜的《双槐岁钞》取材，清代《聊斋志异》中的《劳山道士》取材于蔡絛的《桂林韩生》，清代《咫闻录》中的部分小说取材于《邝斋杂记》、《五山志林》，《警富新书》在素材方面影响最大，近代吴趼人的小说《九命奇冤》即改编自《警富新书》。

最后，为中国戏曲提供了素材。岭南小说中富有思想内涵、情节新奇独特的小说成为戏曲家的改编对象。《钟情丽集》被明代戏曲家赵于礼敷衍成《画莺记》传奇，钮琇《觚剩》中的《雪遘》被清中期戏曲家蒋士铨敷衍成《雪中人》传奇，刘世馨《粤屑》中的《风雨易妻》被清无名氏敷衍为《风雪媒》传奇，《粤屑》中的《海门妇》被清无名氏敷衍为《杨华遘》传奇，《警富新书》一直为岭南地方戏曲所钟爱，自清中期至现代，一直上演不衰。

[1]李权时：《论岭南文化的历史地位》，见《岭峤春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页。

[2]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3]李权时：论岭南文化的历史地位，见《岭峤春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4]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321页。

[5] （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页。

[6] （英）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7]管林，陈永标，汪松涛，谢飘云，左鹏军，闵定庆：《岭南晚清文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8]黄世仲：《洪秀全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9]管林，陈永标，汪松涛，谢飘云，左鹏军，闵定庆：《岭南晚清文学研究》，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