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在研究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中外贸易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多有涉及或专门论及十三行研究，已经出版的学术论著以及编选的各类史料，相当丰富。从地理位置来说，十三行处于广州，是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中国享有与世界各地进行贸易的唯一口岸。仅此而言，广州学者对十三行的研究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中国学者对十三行进行开创性研究的第一人就是广州番禺籍的梁嘉彬先生，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其学术视野是全面考证十三行的来龙与去脉；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优秀的广州学者在梁先生的基础上，将十三行研究推向深入，更加注重对十三行行商进行个案分析研究，目前已经对同文行、天宝行、怡和行、丽泉行、兴泰行、泰和行、源泉行、同顺行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本文的广州学者主要包括祖籍广州和工作在广州的两类学者，本文仅仅回顾学者以十三行为专题的学术研究，对相关论著中涉及十三行研究的则暂时阙如。

一、番禺籍学人梁嘉斌全面考证十三行

广州学者最早开始对十三行进行研究的是：十三行之一的天宝行后人梁嘉彬先生，番禺人，1937年年仅27岁的他就出版了《广东十三行考》一书，洋洋30余万字，这部著作成为日后学界研究十三行的必读书目之一。此书的增订本于1960年在台湾由东海大学出版，大陆于199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对之进行了校订。

从梁先生的大作名称已经得知其宗旨，即对广东十三行进行全面的梳理考证。梁先生在研究之前，对海内外学界的学术史十分重视，他注意到在他之前，国外的法国和日本等国家已有学者发表了多篇关于十三行的论著，但国内学界几乎无人涉及十三行研究，他说：“国人研究中西交通史，每以葡借澳门以前之交通史为界；研究中国外交史，每以鸦片战争而后之外交史为基；其介乎两者间之澳门问题与十三行问题，则几若无人过问焉。余不敏，窃欲著为专篇以补此阙漏”。[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先生是中国学人研究十三行的开创者。

梁先生大作分为三篇，第一篇为序篇，讲述了研究缘起及其学界研究之动态；第二篇为本篇，有三章组成，是全书的重点，对十三行起源、沿革进行了考证，尤其考证了34个行的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迹；第三篇为尾篇，考察了十三行行商与各方之关系。蔡鸿生先生曾指出：“继梁氏之后，探索者仍不乏其人。从海内外的近期情况看，这个课题正在向深处发展。而且，研讨的旨趣似乎越来越多样化。行商家庭的个案研究，首先是潘氏、伍氏梁家，已经取得明显进展。”[2]蔡先生所言正在被广州地区的学者们变为现实。

二、广州学人对十三行的个案剖析

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学者对十三行研究处于沉寂的状态，学术论著几乎为零。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广州学者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他们因地处广州的地利之便，又得益于广东学术前辈梁嘉斌的开创之功，在繁荣的学术事业中，一批学者将眼光和精力再次投向梁嘉斌先生开创的十三行研究，在选题上除了继续深化梁先生关注的十三行之宏观研究，更多学者的选题是在梁嘉彬先生的《广东十三行考》的基础上关注十三行的个案研究，十三行研究领域被大大地拓宽了，这一取向就是蔡鸿生先生所言的，学者注重对十三行“行商家庭的个案研究”。兹将1980年以来，广州学者已经公开出版的有关十三行论著罗列如下：

首先是研究专著的出版，代表性的主要有：

1、黄启臣、梁成邺编著《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编著《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地图出版社2001年。

在上述前两部学术论著中，业师黄启臣教授为梁嘉斌先生之兄梁方仲先生的高足，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于明清对外贸易、澳门史研究。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黄启臣教授一直关注十三行研究，在其多部学术专著中，对十三行多有所研究。在他的影响和积极参与下，终于有了上述两部十三行研究的学术著作出版。而与黄启臣先生合作的两位学人中，潘刚儿先生为十三行中著名的同文行潘家的后人，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而梁成邺先生则为十三行之天宝行的后人，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后两位先生因系行商后裔，对先祖的光辉历史十分钟情，手头都保存有不少家族的史料，尤其是俩家都有族谱资料。而这些学术出身不同的学者联手挖掘资料，向世人展现了两部较为完整的行商家族发展的来龙去脉，对带动十三行其他家族研究有了刺激性的效果。

上述三部著作均为编著，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作者们旁征博引，从资料到学术研究动态，尤其是作者们根据这些文献进行的学术研究成果，使得这两部著作成为研究十三行行商的代表性作品，开创了十三行行商家族个案研究著作的先例。

其次是论文的发表，兹按论文发表年代为准，列出有关代表性著作如下：

1、梁方仲：《关于广州十三行》，《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0年。[3]

2、李龙潜：《明代广东三十六行考释》，《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现收入氏著《明清经济探微初编》，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

3、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下），分别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4期。

4、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吴健彰析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5、黄国声：《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

6、蒋祖缘：《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

7、周湘：《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5期。

8、蔡鸿生：《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潘有度< 西洋杂咏>评说》，《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9、吴义雄：《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从这些论文发表的时间来看，改革开放以前，只有梁方仲先生一篇短文而已。但自1980年代初期至当今，广州学者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下，一批学者再次将眼光瞄向十三行研究，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学者均有着中山大学的学术背景。李龙潜先生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为梁方仲先生的高足，长期从事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他认为，明代三十六行因行业累计而得名，是明代承揽对外贸易的商人或手工业行帮的总称，并不具有牙行的性质。明代三十六行和清代十三行没有必然的联系。[4]这一结论，与梁嘉斌先生的主张不同。梁先生认为，广东三十六行具有牙行性质，且为“十三行之权舆”的说法。[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先生的这篇论文从宏观上回应了梁先生的十三行缘起之说。

中山大学蔡鸿生先生近年来一直关注海洋史研究，他指导开展的海上文明史研究，结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如《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广州与海洋文明丛书》、《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蔡先生自己也撰写了《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一文，以十三行著名行商同文（孚）行首领潘有度的二十首《西洋杂咏》诗歌为标本，从文化心态方面，考察了广州行商的西洋观。这一全新的角度，为以往研究十三行的学者所未见。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蒋祖缘先生则发表了《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关注的也是行商的西洋文化问题。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蔡鸿生先生指导的博士章文钦和周湘两人在十三行研究方面也十分出色。章文钦先生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关注十三行行商的家族个案研究，是目前所知的关于十三行行商家族研究的创始者。他对怡和行伍家的研究相当深入，在长达近5万字的《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中，全面地论述了伍家由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的盛衰史，成为研究怡和行家族的经典作品。他的另一篇论文《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吴健彰析论》，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同顺行行商吴健彰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的发展历程。章先生对吴健彰的个案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行商在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变过程中进行的角色转换。

周湘先生在《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一文中，以一个小行商达成行倪氏为中心，考察了在旧的贸易管理体制和新的贸易方式下，倪氏家族与英国商人之间从事的皮毛贸易，最终因种种原因而以破产告终。值得关注的是，周先生的这篇论文在材料上利用了大量的西文文献，这在以往学者中并不常见。

中山大学黄国声教授的《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一文，考察了十三行行商泰和行颜氏家族盛衰的历程。这是对早期（乾隆时期）行商经营研究的一篇重要论文。材料来源主要为《颜氏家谱》和颜氏后人文集进行论证。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吴义雄博士的《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一文，通过大量的外文文献，全面地考察了十三行行商兴泰行严氏家族在与英国散商贸易中出现巨额“商欠”而破产的历史。作者指出，“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

再次，编纂档案资料，目前主要有广州区级地方政府出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合编辑出版有关十三行的档案，主要有：

1、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了《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

2、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了《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这两部档案都是从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汗牛充栋的档案文献中精选出的与十三行最为紧密的档案文献。从中也可以发现，学者们在象牙塔中从事的十三行研究，也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地方政府从地方文化资源开发的视角出发，精选出版的档案资料，又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某些便利。

最后，翻译出版西方世界有关十三行问题的重要文献和论著，主要有：

1、【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翻译者为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

2、【美国】亨特著，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翻译者为广州知用中学教师。

3、【美国】亨特著，冯树铁译，骆幼玲、章文钦校《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翻译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4、【美】小弗雷德里克·D·格兰特著、周湘译《丽泉行的败落——诉讼对19世纪外贸的危害》，《史林》2004年第4期。

5、【法】伊凡著、张小贵、杨向艳译《广州城内》，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翻译者为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这些西方文献的翻译者也均为广州地区的学者，他们翻译的这些著作，其作者要么是亲身经历了十三行时代的见证人，如美国人亨特本身就在洋行任职；要么是长期研究十三行的学者。这些西方文献的翻译，不仅为中国学者研究十三行提供了资料，而且也开阔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对客观公正地评价十三行的历史提供了新视野。

三、对今后开展十三行研究的一点设想

从上述描述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广州学人对十三行研究情有独钟，尽管中间出现过曲折，但总的趋势是将十三行研究由宏观逐渐推向微观的行商家族个案研究。这些研究的最终成果有的以编著的形式出现，有的以论文出现，还有的从资料整理和翻译入手，使得十三行研究在广州学者中呈现出多元的面相。

就上述学术成果所引用的资料来看，路径也被不断拓宽。在中文文献方面，既有正史、方志，及其已经出版的档案文献，还有新发现的行商家族族谱、笔记、诗歌、书画、私人信件等文献；在外文方面，一方面是利用已有的汉译文献，另一方面则是大量使用外文的第一手文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用外文文献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比例明显增多。

正是在上述学人不断努力的基础上，使得十三行研究的许多细节性问题得以显现。但是，我个人认为，目前的十三行研究，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资料上都明显存在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一些设想，也可以说是展望未来的十三行研究路向：

1、对十三行活动期间的所有行商，都要尽可能地开展较为详细的学术研究。梁嘉斌先生在《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罗列了34个行商的简单情况，而目前学者只对其中的七八个行商进行了个案研究。这与十三行期间的行商活动明显不对称。其中一度作为行商领袖的怡和行伍家，至少尚未出现专门的著作，实属遗憾。我相信只要肯投入足够的研究经费，肯花一定的时间，在海内外挖掘有关怡和行伍氏家族的资料，或多或少应该有所收获，这将会对重现伍家当年繁盛的“秘诀”大有裨益，也会引导十三行研究更为深入。

2、广泛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既要利用政府的力量，尽快打造十三行研究基地，制造社会效益，以此来获得社会各界更广泛的认识，在社会效益之后寻求更多的经费支持，又要注重挖掘民间的力量，尤其是地方文史爱好者，通过他们在各地民间修纂家族谱牒热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寻找到与十三行有关的家族及其后裔，进一步挖掘与十三行相关的族谱、文集、信函、契约等文献，以及与十三行相关的实物。

3、花大人力、花大经费，整理出版有关十三行的各类中外文献。一方面是继续整理出版所有十三行的档案文献，而不是精选文献，也可将已经发现的十三行行商的族谱、文集等整理出版；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尽可能地利用外国学人的优势，挖掘与十三行相关的各类外文文献，并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出版，以便能全面客观地体现十三行的发展实态。

4、定期召开主题明确的学术讨论会，以便于学者之间交流研究成果，预期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并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将某些成果转化为社会实践，如建立十三行模拟图、行商家族庭院再建等。

总之，十三行研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除了要全面研究十三行行商家族盛衰史外，还要对行商的文化心态、生活理念、建筑文化等展开全面的考究，更要关注十三行时期的经济文化队对广东社会乃至中国和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就此而言，广东学者的任务仍任重而道远。

[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蔡鸿生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3]梁方仲先生除了这篇短文外，他在《梁方仲读书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中有7处专门论及十三行问题，分别为1、十三行与李鸿宾，2、十三行商（东昌号罗福泰）与反鸦片的连环画，3、十三行与夷商、鸦片烟馆，4、十三行与洋银元之行使，5、十三行与洋货买卖，6、十三行夷馆建筑，7、十三行。这些小札记短小精悍，但对十三行研究不无价值。于此也可见，作为十三行后裔的梁方仲、梁嘉彬兄弟俩均对十三行研究十分关注。

[4]李龙潜《明清经济探微初编》，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第357-384页。

[5]梁嘉斌：《广东十三行考》，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