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表现了刊物创办者和撰写人对于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历史、文化和人们思想、道德的认识及评价。这份刊物对于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所作的反应和评论，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本土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认识接受和交流状况，为我们理解此阶段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关键词：南中国海；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历史文化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以下简称《东西洋考》）于1833 年8 月1 日创刊于广州。这份报纸在中国的报刊史、新闻史和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我国本土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以郭实腊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对于鸦片战争前夕的南中国海地区的社会和文化景观进行了描绘，尤其是其中那些带有文化象征意味的新闻、事件、现象，为我们重新理解此一时期的南中国地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提供了具体、可感的现场叙述。虽然囿于叙述者的身份、立场和思想的限制，传教士笔下的鸦片战争前夕的南中国海地区的文化景观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身的先在优越感和他者眼光，但该刊还是为我们展现了许多富于现场感的新闻细节、鲜为人知的生活场景、活色生香的情感体验。

一 澳门的历史变迁与报刊叙述

由于《东西洋考》创办、编辑于广州，因此其报道中多对南中国海地区在19世纪30年代的人们生活、思想多有描述，其中对于澳门这一中西方文化最早交融之地亦有过论述。虽然该刊有关澳门的论述并不多，但仍然向我们隐约地传达出了一些值得品味的信息。

澳门自16世纪中叶之后为葡萄牙人占据，并逐渐演化为其殖民地。对于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东西洋考》曾有过一段论述，但这段论述不是放在新闻、历史，而是放在《葡萄牙国志略》当中进行论述的。其相关内容如下：

自此以后，葡萄牙之权势于亚细亚之南方，日益月增。当明正德九年，是民与中国开通商中国称其为西洋人也。明嘉靖三十二年，西洋船趋濠镜者，言舟触风，涛水渍湿贡物，愿暂借濠镜海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许之。时仅草舍数十间，后商人谋利者，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西洋人居澳自汪始。[1]264

从这段内容不难发现，该刊的编撰者对于葡萄牙人据有澳门的历史经过是有着较为客观的描述的，将葡萄牙人借“舟触风”之由，“暂借濠镜海地晾晒”的理由进行了揭示，并直接点出了海道副使汪柏这个关键性人物。虽然文章并无对汪柏与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具体关系的叙述，但“西洋人居澳自汪始”还是说明了此人对于澳门历史命运改变所发生的重要影响。更值得体味的细节是，编撰者为我们描述了当时澳门的荒凉景象，“时仅草舍数间”，经过商人的努力，才渐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进行澳门的早期建设。如果我们对照同时期的其它材料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澳门在葡萄牙人占据期间已经发展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这里较之中国内地开放、自由，宗教传播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通常情况下，中国人不能与西方人做买卖，同样也不准给外国人当老师、走访外国人、与外国人同宿一处或崇敬他们。只有澳门港不受这一排外政策的限制。澳门是一个长期由中、葡政府联合治理的定居点，地貌狭长多山，是一个很秀美的半岛，由中国南部沿海珠江三角洲上最大的一个岛屿向西南方向伸展出来。19世纪30年代，澳门人口约35000，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在中国和葡国官方批准下，那里的外国人生活比较安稳。从6月中旬至9月间，澳门常受台风威胁，除此之外的其他时候澳门的天气温和清爽，给人很舒适的感觉，而在其炎热的季节中，人们便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傍晚的时候，人们从家里或花园的阴凉处出来散散步，英国人和美国人喜欢在他们自己的区域溜达，葡国人则喜欢在迤逦的港湾附近闲逛。

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学习中文，而且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也可以谨慎地劝人入教。由于这两类行为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均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澳门在中国传教史上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总部在澳门存在已久。美部会广州传教驻地的开辟者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man）1830年报道说，澳门有12至15座教堂，但前往的人并不多；天主教小区共有40至50名神职人员。澳门同样也是新教的天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博士在这里生活了25年多，首部《华英字典》的编撰和《圣经》的中译本都是他在这里完成的。[2]22-23

《东西洋考》在论述澳门时没有长篇的报道，甚至也没有对这座城市进行过评价，但我们依然不难从有关澳门的一些简短消息中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由于当时各国船只途径南海，因此这一时期有不少关于船只遇难的报道，其中有两则消息中就谈到了澳门，并顺带报道了西方人将澳门作为经常访问、停泊之地的实情。其中一则报道名为《日本》，讲述的是日本前后两批水手、难民共七人，因船难而流落澳门，受到了英、美官员、商人的厚待。而当美商人护送日人回国后，竟遭到了日本的炮击：

君子怀仁慈恻隐之心，济困扶危，不望赏弗待催，而甘心专意替助。前年日本水手三人，因台风坏船，而到澳门，蒙英吉利官员厚待，使其口腹之需，不至有缺矣。今年又另有难民四名，于澳门而流落，遂亚米利加商赠其糊口之资，亲自与本妻驾船，往日本国往，并将此七名同带送回，以尽人子分。始到江户，即是国之京都，禀官上船，接其难民。遇有渔拢来，送厚礼物也。虽再三祈官临船，却不来。忽然奸官清早开炮，轰击船只，危在旦夕，必退出港。竟望萨摩驶入，贺后嶋之海域也。该国难民上岸，申详诉明来由。官员友接奏王，切祈施柔远之至意也。武官数人临船，应承接济，愧乏琼瑶之报，以感激本地之深恩焉。遂引船令之湾泊，每日抚慰謟言也。停泊三日后，天亮时候，兵士拥岸搭营。不期放炮，攻击船只六时之际，炮轰不止矣。所愿者，是杀远客。官养残害之心，忘恩负义，代善报恶，此狼毒残忍，太过不胜。当是之时，其国凶，荒大侵，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京内混乱焉。[1]298

这段材料中值得注意之处有二：一是该材料继续宣扬中外君子宜怀恻隐、仁慈之心，相互救助，并对日本官员恩将仇报的行径进行了痛斥，责其为“忘恩负义”、“代善报恶”、“狼毒残忍”，甚至在结尾部分用中国人经常用到的报应观对此事件的后果进行了描述，以证明此类行为的荒谬和残忍。二是材料中提到了澳门，并指出日本水手、难民得到了英吉利官员、亚米利加商人的厚待，不难看出澳门作为中西方文化传播的中转站，在鸦片战争前夕其作用极为突出，报道在谈及澳门时不经意地牵扯出了英、美官商与澳门的关系。

而在另外一篇涉及到澳门的报道《船败》中，则主要讲述了福建省漳州府诏安县有十八名船员、乘客，驾船金源号驾船行至浙江洋面，船舵被折，然后去桅，羽翼俱无，随风漂流到澳门，又一次得到了英国商船的救助：

幸遇英吉利商舟，欲来澳门，即施慈悲，济困扶危，救我全船伙伴，恩德齐天，沾恩靡既。兹再蒙掷赐路费之资，并悲施给衣裳，以遮寒冻，功成再造，感激不尽。[1]334

与日本对于救助本国居民的西方商人的忘恩负义相比，中国获救之人的对于英吉利商船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行同“功成再造”。这固然与当时日本更加保守①、更具神秘甚至恐怖色彩有关，但更主要的可能还是与《东西洋考》此刊物面对华人读者有关。编撰者在这两则材料中，通过一贬一褒，在满足华人读者道德自豪感的同时，也向人们宣传了互助互爱、仁慈恻隐的重要性，更向中国人展示了西方人的博爱精神、友好态度。

而在稍早一些的俄罗斯航海家笔下，澳门呈现出一种没落的辉煌态势：

澳门呈现出没落的辉煌。那些占地很大、带大院落和花园的高大建筑大部分是空的，住在这里的葡萄牙人大大减少了。最好的私人府邸都是荷兰和英国洋行的大班们的。他们在这里一般要待15—18年，因此不仅想要好房子，而且要按照自己的风格修造它们。生活在这里的英国人有可观的收入，这让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自己奢华又享受的生活需求，使他们显得与富裕的葡萄牙人完全不同。[3]6

而到了1857年，俄罗斯航海家对于澳门的城市描述显然更为漂亮和热闹：

我们在澳门待了12天。我上了四次岸。城市很大，也曾修造得非常好。葡萄牙人的贸易尽管并不繁荣，但城内居民很多。在广州做生意的阔老爷们、那里的中国商人和手艺人都搬迁到澳门和香港去了。现在这两个城市挤满了中国人。[3]132

结合前后这些材料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东西洋考》为何会在写到船难时两次提及澳门。对照俄罗斯航海家笔下的澳门，可以发现澳门在19世纪30年代即该刊出版的这一时期，既不像19世纪初期航海家笔下折射出的没落、冷清之感，也不像19世纪中期呈现出的那般拥挤、喧闹，此时的澳门正处于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以澳门作为中转站，进而进入中国沿海是许多外国商船的目的，它们或在澳门休憩，或以之为据点。受限于当时的航海水平，船难多有发生。在《东西洋考》中所提及的一些船难，多发生在南中国海地区，甚至还远到台湾、浙江海域，这些遭遇船难的人员最后竟多在南海尤其是澳门海域附近获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各国在南海往来的频繁，其中澳门作为一个重要商贸中转站的身份也从中得到了凸显。

二 中国形象感知与刊物宣传策略

新起的欧美近代国家，以文明先进者立场自居，他们用本国的科学、文化、政治、经济、道德来审视处于封建王朝末期的中国，充满了一种五味杂陈的态度：鄙视、怜悯、厌恶以及费解。在早于《东西洋考》创办前大约30年前，欧洲的航海家们就对于中国社会、民众和文化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极为恶劣的印象——

中国有很多东西值得赞赏，但就政府的智慧和民族道德而言，无论多么不偏不倚且小心谨慎地评价，都只能是责难它而不是称赞它。众所周知，一个真正专制的政府，就不会是睿智的。专制精神从皇帝逐层渗透到最底层官员，人民只能在那些小暴君的压榨下呻吟。迫使很多人常常为了保护自己而压制道德情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道德败坏得到宽恕。巴洛公正地指出，中国人的本性被暴虐的统治改变了，他们的和善变成了狡诈和冷漠。中国人中的一些丑恶现象，诸如容忍杀婴和父母可耻地买卖自己生养的女儿，已经披露了很多。热衷于为中国人辩护的人也无法否认这些，尽管他们试图原谅他们。……从巴洛对中国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多么恶劣、严酷又无知。[3]14-15

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方人士看来，中国是一个古老、保守而又缺乏道德、民主意识的国度，这里的人们蝇营狗苟，只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匍匐在专制皇权的威严之下。由于在南中国海地区往来贸易的外国商船较多，因此不时发生一些落水、船坏甚至是沉船的情况。虽然中外政府均对救助沉船难民进行了规定，但实际在执行过程中并不一致。《东西洋考》中就曾经进行过两段对比描写，展现的是中国人乘火打劫遭遇船难的外国人的卑劣行径以及英国人无私救助船难中的中国官民的仁慈，从中所传达的批判与愤懑之情是不难体会到的：

论广东省救难民之例曰，广东省抚番舶难民，停泊之日，每日给口粮米一升，盐菜银一分，回国之日，核给一月行粮，无衣袴者，按名给予一套也。屡外国船广东沿海飘坏飞沙、汗没，且难民之上岸之时，恶徒不止不薄待，而夺衣服，劫诸，打伤外国之民人，此甚可恶矣。至于外国之梢手不忍坐视颠危，而不持不扶也。[1]256

道光十六年，福建船集，衙门人四名，老将六名，梢手十名，人客四位，并驾船者自台湾驶到澎湖。忽然飘风骤起，拆桅破帆，其船随风而泛也，却四围有海，一望无涯矣。二十八日后终无水，数人已渴亡。正此踌躇间，有英吉利船只附来，即救十七名，独一人沉沦。旧年十二月六日到新嘉坡，该屿督宪恩待诸，不迟，而送之回归也。若看此等之行动，中外宜结和，互相施济高风，且着应急遽之援焉。人溺不援，是豹狼，外国人知此，故立会协力救难民。[1]257

如果说中外民众在遇到船难时的不同表现出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博爱意识和道德质量的差异的话，那么在对待科学研究、社会文化的不同趋向则反映出中西方文化的指向性差异。在《东西洋考》的编撰者看来，中国人的文化不注重考察事物的原理、性质，缺乏探究事物内在属性的兴致，显示出对于科学概括能力的陌生：

除非药材，汉人不留草木、至于禽兽，未着一本书括其纲领，此又可怪矣。盖欧罗巴之士巡普天下阅草寻虫，甚究察其类埒。知之，就用之。若论金厂，就诸山岭之地方有之。人务其事，不要掘，知山里之库，只观山面之土何样，易知之。国家励民专务此事，觅新法用之。倘得有如意，好赏其劳，所以不可虚笑。若着人每日察究草木，倘获其用者，就移栽之本国。是此缘故，大英人增羊之用，令其柔毛合用，可织大呢、小绒、羽毛、哔叽等货，贩运、贸易养民也。[1]206

中国文化的妄自尊大和无知，让《东西洋考》的编撰者十分焦虑，他们通过文章直接指出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泰西）文化的漠视，以及由此造成的懵懂无知，而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人未能读到西方的文化典籍，由此而藐视外国人及西方文化：

中国经书已翻译泰西之话，各人可读。但汉人未曾翻译泰西经书也，天下无人可诵之。从来有一代之治法，必有一代之治心。向来中国人藐视外国人之文法，惟各国有其文法诗书，一均令我敬仰世人之聪明，及其才能也。大清民之经书有四、有五，惟泰西之经书不胜其数，各国各话自有矣。若要察其深浅，潜心切究其义，必焚膏继晷矣。[1]204

而在这种对于西方文化漠然的背后，编撰者看到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仇视和敌对心理。刊物的编纂者试图通过对于上帝至高无上性的强调和对彼此情意的肯定，来化解异质文化之间可能存在文化偏差和误解：

我汉人甚藐视外国人，以仇报仇矣。这也不偱圣例。虽中外相异，而万人之上，有神父一位，诸国属之。若同一家，父之子，莫非兄弟乎。倘我以恩待外国人，远客以恩待我，彼此怀着厚情，协力解难，应急，熙皥遗风再生，及相厌之情气俱丧，且四海之内，情投意合。我闻此言，不能驳口，缄默而退莫不赞美矣。[1]206

除此之外，《东西洋考》还特别着力通过倡办刊物、加强了解，来消除中西文化之间的隔膜和冲突。在该刊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宣扬中西民众的友情，尤其是显示外国人对于中国民众的友善、帮助。《东西洋考》中曾有一篇《招签题》，主要讲述该刊创办的背景和资金来源。该刊真实的出版意图是希望通过刊物的编辑和发行，告诉中国人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消解中国人的狂妄和自满心理，以此来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输入和传播。但这种的目的在《东西洋考》中却演化为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友谊、帮助，编撰者始终不忘记利用一切机会宣扬中外的友善、和睦：

今已二年每月撰东西洋考一卷。外国之尊贵列位赐名签题，捐银为润泽汉人，甚愿与贤，育财，化民，成俗，艺极陈常，煌煌大训。且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大有关于风化也。其志为仁，其意为德，故莫不仰中国之尊贵，共相辅佐，则如锦上添花矣。[1]318

另外，在《东西洋考》的自我宣传中，它也不忘为自己攫取一个好听的名声，即编撰刊物的目的是“特意推德行广知识”。不仅如此，编撰者又设置了在广州府有两个朋友相互辩驳的叙述方式，通过他们的对话、眼光来叙述新闻事件，或传达对于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认识，宣扬中西海外贸易、中西友善的观念，其中渗透着编撰者对于刊物获取民众关注、迅速赢得中国人认同的意图。

尽管《东西洋考》在文章中不断形塑中外文化交融、中西友好的局面，不遗余力地宣传外国科技、文化、思想的优越之处，但这种宣传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对于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的中国民众而言，通过阅读报纸而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体制、历史人物、文化传统等显然并不现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能够迅速见效、且无需太多知识背景要求的人物、事件成了编撰者考虑的目标。在道光丁酉年六月的《东西洋考》中，载有《医疗》一文，内容如下：

宽仁孚众，是耶稣门生本所当为。今有此教之门徒，普济施恩，开医院，广行阴隲，尽情，真可谓怀赒急之仁。每日接杂病人及各项症效，且赖耶稣之宠佑，医病效验焉。有盲者来，多人复见，连染痼疾，得医矣。四方之人常院内挤拥，好不热闹。医生温和慈心，不忍坐视颠危，而不持不扶也。贵贱、男女、老幼，诸品会聚得痊。[1]187

这说明，在《东西洋考》的编撰者尝试了介绍科技、政治、历史、伟人、地理等内容后，他们开始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载体，表达外国人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友好，很显然，医疗是一个极好的话题。西医通过科学技术的治疗解除病患的痛苦，挽救他们的生命，这对于中国社会和民众具有极为有效的号召力。事实上，医病施药也是基督教的传教内容之一，马礼逊在来华传教之前就曾接受过短期的医药训练，当他到达澳门后也曾经在澳门开办过诊所。麦都思、戴尔等人，也曾经借助医药辅助传教，从而达到医治病人肉体、同时对其灵魂进行宣道、拯救，以扩大基督教在中国、东南亚的影响。美国医生伯驾的特殊之处在于，“专注对华人进行医药传教士从美部会派遣的伯驾开始，兼具医生与传教士资格的他在1834年到中国后，翌年在广州十三行创办眼科医院（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是此后所有基督教在华医院的第一家，他又是1838年成立的‘在华医药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主要发起人之一，因此可说是引介近代西方医药到中国的先驱之一。”[4]131在道光戊戌年八月的《东西洋考》中，编撰者讲述了美国名医伯驾在广州行医的义举和受到的热烈欢迎，力图展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和中外友好的主题。这篇报道文笔生动，娓娓道来，颇似后来的新闻特写：

道光十四年，有医生名谓伯驾，自北亚墨理加国来，自怀慈心，普爱万代，不可视困危而不持不扶也。始到广州府，暂往新嘉坡，再返，于十三行内开医院焉。其宅广，其房多矣。恃上帝之子耶稣之全能，伏祈恩赐德慧术知，医杂病矣。如此服药开方，无不效也。虽昼夜劳苦，然不取人之钱，而白白疗症。设使病痼，许病人寓医院。吕田之人贫乏无钱，悦然供给饮食，待病愈回家矣。[1]404-405

编撰者报道了美国名医伯驾在广州十三行中设立医院，救死扶伤，同情病患，免收诊费的内容。伯驾在广州的医药传教在当时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他的成功在于能够主动地适应华人社会。与此前在新加坡任医药传教士类似，伯驾愿意走近华人，了解他们的生活，这自然能够增强华人来就诊的意愿。再加上伯驾的高超医术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免费治病施药的医德，因而迅速赢得了广州民众的好感。

三 伯驾的医药事业与刊物的宗教目标

应该注意到，伯驾在广州的身份是医药传教士，治病施药只是传教的工具，而不是全部工作。由于当时的美部会在派遣医药传教士时，只支付这些教师们以正常的薪水和一般的医疗用品，这对于伯驾在广州为华人长期免费治病施药、供给饮食、租赁房屋无异于杯水车薪。“事实上美部会派遣医药传教士到各地布道站，首要任务是照顾其他弟兄的健康，行有余力才为当地人治病，但诚如安德森在答复史迪芬信中宣称，美部会绝无意负担既昂贵又费时的医院，因为‘治疗肉体是偏离了拯救灵魂的主要目标’。美部会对于回到广州的伯驾也是同样的态度，虽然支付他的薪水以及一般医药传教士必要的器具和药品费用，但不支持也不负担他设立和维持医院的费用。”[4]144-145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外来援助成为了伯驾继续自己在广州进行免费医疗、传播基督教的唯一途径。在《东西洋考》中，编撰者描写伯驾当时的处境和问题的解决道：

自无财帛，各国远客驻粤贸易并汉贵商一位联名签题银几千有余员，致买药材还赁行之钱。[1]405

因为受到伯驾高尚医德的感染，各国远客及一位中国商人一起捐款给他购买药材及租赁房屋。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特意强调了“汉贵商一位”②，与各国远客一同资助伯驾的义诊，这说明了美国名医伯驾的高超艺术和无私品德感染了中外各国的人们，使他们一起参与到了资助伯驾的行动之中。伯驾毕竟是美部会的医药传教士，传教才是他的真正的任务，治病救人只是其传播基督福音的手段。很显然，伯驾的目的不仅仅是治疗华人们的肉体，他自然更希望能够拯救他们的灵魂。可惜的是，在《东西洋考》中未能提供相应的细节和报道，其中的原因或许在于编撰者试图尽量淡化刊物的宗教色彩，来赢得更多中国人的阅读和认同。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它的一些材料来了解这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美国医药传教士的福音传播工作。在伯驾于1834年到达广州之后，曾经接受郭实腊的建议前往新加坡担任医药传教士，这里他也一边为当地人看病，一边向他们宣传基督教的理念，这或可为我们理解伯驾在广州的医药传教生涯提供一个侧面——

对于新上门的病人，伯驾或帝礼士在问明他们识字后，都会给予一部传教小册，并要求他们仔细阅读。例如被海盗枪伤的那位华人和不少亲友都识字，伯驾因此供应他们不少图书，也从置于桌上翻开的书认定他们确已读过，伯驾特地听了那位伤者在读后叙述内容大意，还问对方是否爱耶稣，对方答说如果不爱就不会读了。伯驾因而高兴地觉得，伤者及其亲友在一个多星期间已经受到了福音的影响，伯驾告诉伤者，如果因为被海盗枪伤而使得他认识福音，并进而使自己和亲友的灵魂都得到拯救，那将是他毕生蒙受的最大恩典；伯驾说对方对此表示认同。[4]139

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因伯驾的回春妙手解除了病痛③，也来到医院帮助伯驾向病友宣教。梁发“他除了每礼拜召集十二个人叙会之外，又到博济医院去向病人讲道，成绩也是很好。他说明他所以从事病院布道的工作的原因道：‘当我在街上或村中告人以拜偶像之愚蠢时，彼等常讥笑我，但当人有病而获痊愈时，则其心甚柔软易受感化也。’”[5]88

在《东西洋考》的这篇报道中，我们发现伯驾开设的是一家眼科医院，其中关于眼病的描述较多：

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痊去矣。杂病之中，惟眼疾为多，故谓之眼医院。瞕翳、贩睛，稍不见盲瞽入，能见出者不胜其数也。有时观其仁慈恻隐之心，遵上帝救世主之命，表远人慈爱汉人之凭据，中赖外之精手方药灵异之验焉。先生割瘤瘊疣赘腐骨之疽终无危矣。而剜完，紧缚缠裹，不期医了。唐画师大傅替写得医人之像挂于医堂，与众人看，而企仰也。[1]405

伯驾在广州民众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每天来找他看病的华人络绎不绝，一些其它省份的远客也来请他诊治。

既使病豁然而脱，大有名声。病人不远一千里而来，得医矣。传说此事者亲眼看医院之士民云集，拥挤，老有男女如蚁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1]404-405

当伯驾在广州的医药传教工作尤其是医疗工作取得重要成绩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身份与实际效果的差异。由于伯驾的美部会传教士身份，他必须首先为基督教的传播服务，医疗是其中的工具。在医治病人的肉体疼痛和拯救他们的灵魂相比，伯驾的任务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但伯驾在广州地区的工作显然侧重了医治病人这个方面，而对于在传播基督教福音方面并没有与其医疗技术媲美的影响。伯驾这种更注重治病而非传教的工作方式，也使得他在美部会内部遭受到了非议。④但对于汉人民众而言，他们显然不这么认为，人们直接期待伯驾为他们解除肉体的病痛，至于精神的信仰则显得不那么迫切。也正因为如此，当汉人病患痊愈后，他们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东西洋考》曾引述了汉人的一首长诗来赞美伯驾的精妙医术和品德的高尚，其最后结尾中感叹道：

我疑西方佛弟子，遣来东土救屙民。不然航海万里来，耘人舍己将何徇。非医一乐不受报，且出己资周孤贫。劳心博爱日不懈，呜呼先生如其仁。其道自是如来教，其术确传元化真。[1]405

在《东西洋考》所力图揭示的外国人的科技、文化优越性中，医术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沟通渠道。该刊对于科学技术的介绍更多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介绍，并带有某种炫技、夸耀的成分，难以扭转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奇淫技巧的判断。而刊物中所撰写的东西方历史的和叙、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历史人物的推崇以及汉人对海外贸易的认识，显然无法解除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中心主义心态和夷狄观念，它可以部分地拓展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但这种接受和认知是相当谨慎和犹疑的。但在对于西方医疗技术的感知上，中国人的接受和认同程度显然要高得多。在上面这首汉人写给伯驾的诗中，写作者以汉人习惯的佛教取譬，揭示了伯驾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使中国病人对于西方人士有了“耘人舍己”、“劳心博爱”、“仁”等带有鲜明情感色彩的评价。在《东西洋考》的前中期，编撰者还是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传达西方的科技、文化的优越性的话，如对蒸汽船的描述、对星宿的解释、对西方政治文明的介绍等；而到了后期，该刊开始关注医院、医术。在道光乙未年六月，该刊就以《广东省城医院》为题，就简略地描述过医院广受民众欢迎的内容。到了刊物即将停办的前夕，编撰者才意识到医院、医术是展现西方国家的科学强大和文化优越性的最好的方式。为此，编撰者还特意选择了汉人写给伯驾的四首诗来展现中国人对于西方科技文化的认同及其优越性，诗中所流露出的感激、留恋、不舍显得情真意切，当是病人们临别伯驾前的真情流露：

其一云

寻医留住五羊城，幸遇真人善点睛。已喜拨云能见日，从教污浊转清明。

其二云

昨秋重九始登楼，自得登楼疾渐瘳。费尽劳心余两月，明朝何忍别孤舟。

其三云

家书催入五羊城，一夕愁闻折梆声。安得与君长久叙，楼头话到日重明。

其四云

良翳相叙怕相离，一别从订后会期。来年问我重游日，正听街头卖杏时。[1]405-406

从《东西洋考》中历年所描述的中西文化交融景观来看，只有在围绕医院、医疗这个话题上，汉人才表现出发自肺腑的接受和认同、感激之情。相对于其它的渠道，医院、医术在表现西方科学的先进、文明的发达过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缓缓地打开和扭转了中国民众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并对西方医者的博爱、仁慈有了新的认识。医院、医术对于传播西方文化、解除汉人的偏见和妄自尊大的实践，在鸦片战争前后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广州在1843年7月27日开埠以后，虽然广州人民一再抵制‘番鬼’入城，但传教士还是加速了活动。设在十三行的博济医院，即新豆栏医局，在鸦片战争进行之际，一度中止活动，广州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这里很快便门庭若市。”[6]123

与其它的宣传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方式相比，医院因其病患的刚性需求、治病救人的特殊功能，能够迅速得到人们的认同。中国民众虽然表现出对于外国人进入广州城的不安，但对于医院显然并无抵触情绪。于是此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通过开办医院这种方式赢得当地民众的认同。“1848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来到这里，在金利埠创办惠爱医院。一批先前已经入教、粗通医学的人，如梁发、梁桂臣、卢挺善、周勤堂等供职其中。同年，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也在这里办起学校和赠医所。1850年，美国长老会哈巴安德在广州开办男子日校，三年后又开女子日校，寄宿学塾各一所。这是广州新式教育之始。”[6]123-124但正像英国传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所描述的，即便是《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在广州的公开传教依然并不顺畅，“虽然自英华合约签订以来，地方当局的口吻与姿态大有改善，但进行公开传教活动以获得全面成功，尚困难重重，有待于民众对我们更为好感”[7]98。在此情形下，“传教医院是最有希望在大范围内收到有益效果的，使当权者及百姓大众对外国传教士颇为好感。”[7]98

人们通常在论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早期创办的报刊时，通常对其作用有所顾忌，认为这构成了对于中国政治的某种潜在的威胁。“外人之在我国办报，自别有其作用。昔之有识者，已慨乎其言之。《盛世危言》云：‘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日报之属，大抵皆西人为主，而华人之主笔者，亦几摈诸四夷矣。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放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报章。”[8]103-104至于对于传教士所办报纸的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作用，尤其是鸦片战争前的传教士背景的报纸，人们的评价往往不高。“基督教士认为以报刊为媒介传播福音，可以使中国人纷纷皈依基督。但实际上，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9]21“19世纪的新教教义，否定儒家学说的基本价值。它主张个人主义，崇尚竞争，热衷慈善，坚信进步。这种价值体系与儒家强调的稳定、家庭主义和等级社会形同冰炭，势所不容。在几千年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无论是一般民众抑或官僚士大夫，对基督教思想史难以接受的。当时中国人的心态是‘宁肯跟他（孔子）进地狱，也不会随耶稣上天堂。’”[9]22不过，对于《东西洋考》这样一份有着传教士背景，但并不以宗教宣传为唯一目的的刊物而言，它显然有着更为重要的文化价值。该刊对于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景观的描述，虽然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编撰者的立场、情感和态度，但是它仍然为我们提供了鸦片战争前夕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风貌，对于我们了解广州、澳门等南中国海地区人们的生活、宗教、习俗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只有对于刊物文本进行细致的解读，并结合其它的史料、著述及当事人的文章、回忆录，我们才可能突破惯有的二元思维模式，看到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并存的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文与英文报纸中表现出的看待中西文化的微妙态度差异，才可能理解中西文化沟通、理解的可能途径，以及在此过程中基于不同主题思想、价值的差异而导致的叙述视野的迥异、对于事物侧重点的不同呈现。

注释：

① 日本于1854年3月31日被迫向美国开放港口，这比中国在《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晚了12年。

② 此“汉贵商”疑为广州十三行首席行商伍秉鉴。在爱德华?V?吉利克（Edward V.Gulick）的《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一书中，曾经对伯驾为维持在广州的昂贵的医疗事业四处寻求资助做过描述，其中就谈到了伯驾从伍秉鉴处低价租到合适房子的事情：“然而严峻的现实是资金短缺而租金很高（每幢房屋的年租金通常约在1200至3000美金之间），除了中国人积极的意愿外，伯驾需要一定的资助以使其可以继续使用在广州洋行区的房子。奥立芬提供了第一笔伯驾最需要的援助；经过一番艰难的争取，奥立芬以年租金仅500美金的低价从浩官（Howqua）那里租到了一套合适的房子。这个浩官指的是当时一个大人物——老浩官二世（伍秉鉴，1769—1843），怡和行的继承人，19世纪财富帝国之一的缔造者。他是一个伟大的商业巨子，长期担任公行（Co-hong）成员，为人诚实、慷慨，在贸易中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令人们羡慕不已。”《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美]爱德华?V?吉利克（Edward V.Gulick）著，董少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上文内容参见该书第45页。

③ 伯驾曾说：“梁发甚愿在此医院中服务，因为他曾患险症，中国医生都一位无救，可是竟在此医院中医愈。我一生之中即便未做过其它善功，只恢复了这个为上帝所爱的仆人的康健，我也已经不枉为一世的人了。”见麦占思著：《梁发传》，胡簪云译，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版，第88页。

④ 伯驾在新加坡尝试医学传教过程中，就曾因为侧重治病施药，而对于美部会吩咐的应在学习闽南语上多用功夫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没有达到显著的语言效果。“即使他曾经放下医务前往马六甲将近一个半月，接受英华书院华文教师的密集教学，也如上述直到最后一次的主日礼拜，才能以闽南语公开祈祷。甚至直到他离开新加坡一年多后的1837年，美部会秘书在写给新加坡布道站的公函中，仍要其他传教士以伯驾等人的语文能力不足为鉴：‘一名传教士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在第一年中不专注于首要的语言学习，必须心无旁骛。’”参见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参考文献]

[1] 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C].黄时鉴整理.北京：中华书局, 1997.

[2] [美]爱德华?V?吉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 [M].董少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 伍宇星编译.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C].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1.

[4]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M].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5] 麦占思.梁发传 [M].胡簪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 1959.

[6]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7] [英] 施美夫.五口通商城市游记 [M].温时幸译.北京：北京图书馆, 2007.

[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M].上海：上海书店, 1990.

[9] 李毅，李祖勃编著.岭南近代报刊史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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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晚清岭南报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