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时期南中国海地区报刊的创办和发展是当时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交流的缩影。从现代文明的流向来看，晚清南中国海地区报刊的勃兴成为了推动中国近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中华民国时期以来，海内外学者对南中国海地区的晚清中英文报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看，既往的研究仍有尚待拓展的学术空间，其主要体现是在研究方法上过于单一，同时研究缺乏中西文明交流的宏观视野，未意识到南中国海地区报刊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与表现等方面。

关键词：晚清时期；南中国海地区；报刊研究；述评

自明末以来，西方文化伴随列强一同进入南中国海地区，并由此引发持续数百年之久的西学东渐历程。其中晚清时期又是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剧变时期，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格局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松动与变化，表现了封建政权控制下的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进入了“天崩地解”的骤变时代。对于这一时期西学东渐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历史事件、社会现象、代表人物、书信日记、奏折档案等不断地被学者加以研究、整理和出版。然而，持续记录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变迁中，让人习焉不察但蕴含着重要思想、文化价值的，却是南中国海地区中英文报刊的勃兴。从西学东渐的发展概况来看，报刊的勃兴虽不及传教士的渗透与影响范围不断扩大那么明显，也不像一系列历史事件给予时人的政治、军事那般具有震慑力，但却能够以为人喜闻乐见的历史典故、文化奇闻、科技发明等方式开拓读者的视野，倡导近代文明的开化，而终至浸润民众思想、引导社会逐渐理解先进文明。这其中，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编辑的中英文报刊更是对于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传教士“不可能像对某些所谓‘蛮族’那样，面对文化空洞高傲地大肆传教，他面对的是一个丰足而儒雅的民族，必须使自己也变得儒雅而不鄙陋，才能在这个古老深厚的文化体制中获得受人尊重的身份。他想对中国文化施以压力，中国文化也对他施以反压力，相互之间都有一个文化辨析、认知和选择对话方式的过程。”[1]可以说，肇始于鸦片战争前夕的南中国地区的中英文报刊开始了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上从封建趋于近代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历史舞台，它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捩与曲折，为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萌芽提供了思想温室。毋庸讳言，中国近代化进程之产生受制于诸多的变局因素，政治、军事、经济之变革无疑具有奠定性作用。但同时由于社会思想文化的进化并不完全符合政治、军事、经济的近代化，呈现出自身独特的阶段性，而传统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内部结构版块的松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西学的冲击，因此南中国海地区的中英文报刊所构成的引导力量又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某种意义上，南中国海地区报刊力量的崛起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迅速进化的推动，它不同于早期西学东渐局限于较为狭小的士大夫阶层和文人圈子，而是将西学渐导于普通民众，其间所引发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思想结构、文化观念的变异，使其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大陆和海外部分学者对于近代以来南中国地区的报刊逐渐进行研究，涉及到了一系列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重要领域。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南中国海地区战略和资源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学术界关于这一地区的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南中国海地区报刊史研究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初版于1927年，是最早论述我国新闻历史的著作，虽然只是一部泛论新闻学的专著，却开创了系统研究中国新闻发展史的先河，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的重要文献。《中国报学史》中涉及到的近代以来报刊为数众多，地区也覆盖全国各地，但其中的《外报创始时期》、《外报之种类》等文章主要介绍了近代以来在南中国海地区编辑、发行的报纸，包括在东南亚所出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报刊，以及在香港、广州等地创办的《遐迩贯珍》、《香港新闻》、《中外新闻七日录》等报刊的创办、编辑和发行简况。不仅如此，该书还以《当时国人对外报之态度》、《外报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等文章，勾勒出人们对于报刊尤其是西人所办报刊所持的犹疑态度，但也引述时人对于西人报刊积极意义的肯定：“各出使大臣及参赞译员等，于外洋各报馆之主笔访事，广为接纳，并许以宝星之奖，俾作隐援而联声气，则于交涉事件实大有裨益也。”[2]P133随后的十余年间，张静庐的《中国的新闻纸》、赵敏恒的《外人在华新闻事业》、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黄天鹏的《中国新闻事业》、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章丹枫的《近百年来中国报纸之发展及其趋势》等陆续出版，其中对于南中国海地区的报纸多有涉及，但很难说得上有大的研究推进。

在此之后，对于近代中国报刊的研究长期没有大的进展，直到1981年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在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中，作者在对唐代以来的新闻事业进行简略阐述的基础上，对自1815年至1919年间我国报刊业发展进行了整体描述，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最具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其中涉及南中国海地区报刊的内容主要在该书的第二章“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以及第三章“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班报活动”，其中介绍了许多南中国海地区的报刊，如《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依泾杂说》、《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各国消息》、《中国丛报》、《广州记录报》、《广州周报》、《遐迩贯珍》、《香港新闻》等，并着重介绍了传教士创办报纸的目的及方式。这些内容一方面承认“这些刊物上也刊载了一些介绍科学技术知识即当时称之为‘新学’或‘西学’的文字”[2]P21，但同时又认为“介绍科学知识是传教士手里的另一张王牌，是披在他们身上的另一张画皮，是他们诱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入彀的一项重要手段。” [2]P21由于受当时政治氛围和思想观念的限制，该书在谈及南中国海地区的外文报刊或有传教士背景的中文报刊时始终抱有高度的对立心态，虽然也客观上承认这些报刊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但始终坚持认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办报，是他们文化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和他们在中国传教、设立学校、医院和吸引留学生一样，都是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3]P10此后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逐渐宽松，国内的报刊史研究得以跳出中外对抗、阶级对立的态度，而从新闻史、文化的方面进行新的探究。在1992年由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该书采用了较为客观的立场来叙述外国人在华早期办报活动，分别从19世纪初外国人来华办报的背景、马礼逊来华活动与宣传出版基地的筹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创办和米怜的编辑活动、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纸和其他报刊、鸦片战争后香港报业的兴起、外报在广州的复起等角度加以阐释，其中的态度转变是较为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早期外报在中国的影响分别从政治和中外关系方面、经济方面、科学文化思想方面分别介绍，认为这些南中国海地区的报刊“除行情版外，各类外报还常发表新闻报道和文章，介绍各地贸易动态与销售情况，分析市场形势，估量中外贸易趋向，等等。比起一般的货价行情单，它们所提供的信息要广泛得多，所揭示的问题要深刻得多，已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质了。”[4]P435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陈玉申的《晚清报业史》、李焱胜的《中国报刊图史》等从近代报业的发展、近现代出版业、晚清的出版状况以及结合报刊图像等角度勾勒了近代以后包括南中国海地区报刊在内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出版的基本发展态势和轨迹。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从不同的视角，对具体地区或城市的报刊发展历史进行了勾稽，涌现了一批著作。钟紫主编的《香港报业春秋》一书对晚清以来的香港报业历史进行了回顾，其中的“战前香港新闻传播业概况”对1841年至1936年的香港报刊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该章辑录了不同学者对于《遐迩贯珍》、《中国日报》、《循环日报》、《华字日报》等报刊的专门介绍和研究，将这些香港报刊的创办历史、创刊日期、主要编撰人员等进行考订，丰富了南中国海区域报刊的研究。杨力的《海外华文报业研究》针对中国本土以外创办的中文报纸和刊物为研究对象，按照国家的不同分别介绍其华文报刊的创始和发展历程，并结合有代表性的报刊进行具体说明。其中既有对于最早的华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专节介绍，也有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属于南中国海地区的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报刊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但该书的华文报刊界定似过于狭小，并未将外国人创办的华文报纸囊括在内，其理由是“早期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创办的华文报刊，就起本质而论，无非是为了向华侨宣传教义，宣扬西方文明，以便更顺利地从精神上奴役广大华工和劳动者。严格说来，这些刊物只不过是由教会主办的，用来广为散发的一种宗教宣传品，尚未具备近代报刊的基本要素，因此，不宜单独列为华文报业史上的一个历史时期”[5]P3，此观点似可商榷。梁群球主编的《广州报业（1827—1990）》是针对广州地区报刊历史研究的著作，其中的第一章“广州早期报业（1827—1911年）”概括了早期广州报业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即分别为鸦片战争前后至《羊城采新实录》的创办（1827—1872）、《羊城采新实录》创刊至戊戌维新（1872—1898）以及从《中国日报》的创办至辛亥革命（1900—1911）三个阶段。该书对于南中国海地区的中英文报刊的介绍较为简略，但基本上梳理出了近代广州报刊史上有影响的刊物。值得说明的是，该刊还在书后附录了一份解放前广州地区报纸一览表（1827—1938），其中包括报名、主办人、创刊日期、停刊日期、刊期及备注，便于研究者以此为线索进行阅读、研究。蒋建国的《报界旧闻——旧广州的报纸与新闻》一书注意到了近代报刊史上的广州叙事现象：“西方报人与广州受众之间，存在着许多隔膜。在报刊‘兴奋点’上的巨大差异，迫使西方人不得不调整宗教布道的策略，在办报理念上开始注意广州受众的诉求。19世纪中后期，大量广州新闻出现在当地报刊上，为我们探究这个充满生活情趣的城市，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6]P3。著者以“粤报纵览”为总述，然后根据广州报业的起伏及时代语境的转变，将广州报业中的广州叙事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事件、市民生活结合起来分析，具有相当的新意。此外，邓毅、李祖勃的《岭南近代报刊史》、李谷城的《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等亦是此一领域内的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张天星的《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一书是对晚清报刊与文学关系进行研究的专著。作者从晚清报刊与域外文学的译介、晚清报刊与文学批评文体的拓展等层面勾稽了不少报刊史料，其中在谈及晚清报载伊索寓言及研究概况、报刊论说栏目与文学批评专论的兴起时，以南中国海地区的一些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广东报》、《遐迩贯珍》等刊物，认为“近代中文报刊传播域外文学最初是从寓言开始的”[7]P203、“报刊论说栏目的确立为文学批评专论准备了版面基础”[7]P452。赵建国的《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关注报界的结社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史料，重现1905年至1921年报界群体活动的面貌，其中也涉及到了对于《镜海丛报》、《广州总商会报》等南中国海地区报刊的资料。

综括来看，既往的研究从整体上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中英文报刊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基本勾勒了从鸦片战争前夕到清末之间该地区的报刊创办、编辑、发行与影响实景。但我们也应该注意，由于研究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文化氛围的限制，一些研究在研究方法仍然显得较为简单，甚至还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一味扩大南中国海地区外文报刊的侵略性，而无视其对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科技传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在研究的结构上，不少研究成果侧重于资料介绍和历史描述，而对于这些报刊中的内容及文化旨趣、报道立场、叙事背景缺乏深入地分析。在此情形下，如何运用新的方法、寻找新的材料、拓展更为宽阔的视野，重新审视肇始于中国南部的思想文化变局，以便使研究对象呈现出立体、清晰的面貌，摆脱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的窠臼，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南中国海地区报刊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研究

在中国近代的报刊发展历史中，传教士起到了重要的实践和引导作用。西方报刊之进入中国，首先与传教士借助报刊进行宣教有着直接的关系。18世纪末的基督教新教教会积极参与海外传教，他们通过布道、译经以及创办报刊等方式从事宗教传播事业。报刊成为沟通中国和西方国家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中国获取近代西方文化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与传统封建社会依靠朝贡贸易时代有了根本性的差异。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传教士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与创办报刊成为其在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围绕传教士与南中国海地区报刊关系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持久的关注。

早在1890年，美国传教士范约翰就曾写作了《中文报刊目录》，其中“记载了1815—1890年间出版的76种中文报刊的名称以及主编、出版地、创刊年月、发行份数、性质、售价、形制和其他有关内容”[8]，这是迄今为止对于传教士中文报刊最早的记录。1920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撰了《中华归主——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材料》，对包括南中国海地区在内的新教报刊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的杂志《真理与生命》曾刊载了古廷昌、汤因的文章，对于近代以来出版于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中文报刊进行了归纳。此外，不少中国报刊史著作，如曾虚白的《中国新闻史》、赖光临的《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等都对传教士的办报历史与活动进行了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于传教士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活动尤其是办刊活动，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相继出现了一批颇有分量的著述和论文。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研究活动》一书聚焦19世纪前期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活动，勾勒传教士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分析他们从事的医疗和教育活动、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传教士与近代西方的中国学等诸多问题，是一本用力精深的著作。在该书中重点分析了马礼逊、美部会等传教士在华南地区活动、传教和创办报刊的经过，其中涉及到不少在南中国海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国丛报》等。赵晓兰、吴潮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则对近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传教士报刊进行专章研究，其中专章分析创办于南中国地区的报刊有《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遐迩贯珍》、《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并对传教士中文报刊发展进行了概述，指出传教士中文报刊发展的特别，包括对新闻报道的改进、报刊评论的发展以及这些刊物中的广告等。作者在仔细分析了近代中文传教士报刊的发展演变之后，发现了这样一个发展规律：“尽管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现世俗报刊与宗教报刊并存的局面，但并不意味着这两类报刊在当时是势均力敌的。事实上，19世纪末以前，世俗报刊占有很大的优势”，“20世纪以后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多数宣称不卷入政治，也不对中国政治发表评论，它们专心于宣传宗教、传播教义。……这样，20世纪上半叶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即1815年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起点，经历了从传播西教到传播西学再回到传播西教的演变轨迹。”[9]P396何大进的《外国侨民与广州近代报刊的肇端》认为，广州之所以在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原因在于广州的特殊区域优势和长期对外开放的人文环境，这为广州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成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发源地，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南中国海地区的中英文报刊为载体，而进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邹振环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年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一书，在学界已成共识的晚清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选择了“西史东渐”进行历史的寻绎和价值重估，并结合晚清南中国海地区的报刊进行开掘，揭示了西方史学著作的传播对于晚清史学界所产生的革命性的变化。该书以《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广州记事报》、《中国丛报》、《广州新闻》、《广州杂记》等刊物为载体，分析了“米怜与《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的史学篇章”、“麦都思与最早的比较历史编年体史书《东西史记和合》”、“‘外国史’与‘万国史’——马礼逊父子的《外国史略》和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等内容，视角新颖，屡有创建。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为中心》与前书相似，亦在其中研究了慕维廉、裨治文、傅兰雅、艾约瑟等活动在晚清文化界的一些著名的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也涉及到了一些南中国海地区的报刊。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是一部囊括范围广泛、史料扎实的力作，它以晚清时期的西学影响为聚焦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西学从南洋漂来”一章，以马六甲、新加坡和巴达维亚的报刊为对象，重点介绍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和《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四个中文报刊，并对其中所记录的传教士在南洋一带的活动进行了研究。

南中国海地区报刊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速度，以此为契机中国传统的社会格局、思想态势和文化观念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变。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关系和思想、文化观念的产物，近代报刊与西方先进文明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西方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借助报刊传播的媒介，迅速地渗透至中国社会与知识群体中间。在此方面，中国学者进行了多方面有益的研究。刘圣宜的《< 循环日报>的创办与西学在岭南的传播》依据1874年在香港创刊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的早期存报，对其创办背景、办报宗旨、内容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这一时期西学在岭南传播的情况和特点。作者认为，岭南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以及商业的发展，文化形态不是单一而是复杂的，官方封闭的意识阻止不住商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就民间而言，鸦片战争后西学在岭南的传播并未停止，而是潜滋暗长，经过港澳报刊及其它途径输入的西方文化的直接熏陶下，岭南终于成为维新和革命领袖辈出之地。王天根的《国家与社会语境下的中国近代报刊分析》指出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发展，是凭借了以报刊为核心的传媒沟通、了解之后逐渐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近代尤其是南中国海地区的报刊看待世界，其结果往往取决于报刊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读者心态及其社会地位，也与报刊编撰者的媒介素养等密不可分。清末民初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南中国地区的报刊扮演了大众传媒的角色，对于当时社会架构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邱捷的《近代报刊与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以研究清末民初的广东为例》认为近代广东报刊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对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文章以研究清末民初广东社会经济为例，指出有关利用报刊的问题，指出近代博爱看既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又是这个过程的比较全面和客观的纪录。同时，研究应该从开放的意义上理解报刊的内容，将其扩展为包括报纸、杂志及其他定期刊物在内的各类出版物，以便于从更加广泛的视野上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而王建辉的《知识分子群体与近代报刊》则将包括南中国地区在内的近代报刊视为一种群体力量的象征，认为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重要变革力量。近代南中国等地区的知识分子们，通过创办和编辑、发行报刊，掌握了推动现实变革的话语权，既推动了社会现实的改造，实现了报刊的变革，带来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群体力量的凝聚和壮大，催生了新的文化群落。这些研究

吴怀祺的《近代报刊与史学近代化》则强调了近代南中国地区的报刊等为新史学产生、发生提供了平台，近代报刊促进了史学理论更新，成为学术争鸣、争论与交锋的阵地，锻炼与培育了新型的史学人才，形成了不同学术旨趣的史学流派和史学思潮。邓颖芝的《近代传教士岭南办报与中国报刊的近代化》认为传教士报刊中的西学启蒙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动了中国报刊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也推动了中国出版业、印刷业的近代化，促进了岭南近代报刊业的产生和发展，并且不自觉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赵晓兰的《我国近代报刊广告的产生及其发展》侧重于对包括南中国海地区的近代期刊中的广告内容进行研究，并将其视为中国报刊近代化的标志之一。文章指出，最先刊登报刊广告的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遐迩贯珍》则是第一家刊登广告的中文报刊。当外商创办的商业报刊兴起后，广告大量地出现于这些报刊的版面，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批由国人创办的近代化报刊问世，广告才随之出现在这些报刊，从而揭示出报刊广告从引入到国人接受并走向成熟的曲折历程。

汤开建认为现存的澳门报刊是珍贵的近代史研究史料，其中《澳门宪报》又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报刊，可以为澳门近代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角度。[10]莫世祥主张以《剌西报》、《德臣西报》、《士蔑西报》、《南华早报》等香港近代英文报刊的报道为途径, 完善有关孙中山史料的搜集，希望以此为契机发现更多孙中山研究的资料。[11]而在《< 香港华字日报>中的孙中山轶文研究》一文中，莫世祥依据创刊于1872年的《香港华字日报》的缩微胶卷，发现了1901—1923年间的孙中山轶文31则，这些材料此前均未收入已出版的各种资料。蒋建国的《符号、身体与治疗性消费文化——以近代广州报刊医药、保健品广告为例》将目光置于近代广州报刊广告与都市消费文化的相互联系，通过考察近代广州报刊中大量的医药、保健品广告，分析其以诱惑式的言说方式和符号化的传播手段，强化其治疗和保健功效以激发消费者的购物想象的方式，诱导消费者重视身体消费，加快了治疗性消费文化行业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

晚清南中国海地区报刊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的研究，呈现出研究专题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趋势，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相继运用到近代报刊的研究，一些新的观点得以涌现，在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进行。此一领域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过度强调了近代南中国海报刊中不同层面新闻报道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而忽略了这些报刊的读者群体、发行范围等因素形成的限制。如何结合相关的档案、文献，以及发现新的材料来验证这些报刊的实际影响力，如何突出报刊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这一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近代南中国海地区中英文报刊的个案研究

自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南中国海地区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后，中英文报刊在南中国海地区逐渐发展起来。随后，《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相继办刊，刊物范围也从东南亚扩展至广州、澳门、香港等地区和城市。近代南中国海地区报刊的勃兴，由此而持续至今，并且报业也愈加发达。作为南部中国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如果说《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成为南中国海地区第一份中文报刊还带有些许偶然因素的话，那么随后而兴起的传教士和华人自办报刊的大量涌现和针对不同读者群的专业化报纸的普及，则反映了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内在诉求和必然趋势。近代报刊在南中国海地区开始兴起，有其历史机遇和偶然性。历史机遇是航海时代西方列强东进而形成的南中国海中外交流的契机，而西方近代报刊的悠久历史、新教传教士的宣教热情和虔诚，以及中国民众思想观念的逐渐开化等则是其发展的必要积淀。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近代史料的销蚀，得以幸运保存下来的南中国海地区中英文报刊成为后人重新触摸中国社会剧烈转型时期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历史现场的宝贵史料和方式，因而对这一地区近代报刊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兴趣所在。

作为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长期关注，戈公振早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就将其列为“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2]P73的第一位。胡道静“在1946年出版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一书中，也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称为‘中国第一种现代报纸’。解放后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沿用了他们的提法，只是把其中的‘现代’，改成了‘近代’。因为‘现代’通常被用来指1919年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沿用‘现代’这一提法，容易在时间上造成误会。”[12]由于这份刊物在中国报刊史上的特殊意义和重要性，许多学者对刊物的性质、定位和思想、内容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对于《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否是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份中文报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蓝鸿文的《从文言新闻到白话新闻》、严昌洪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是我国第一份近代报刊》等文章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在此之前尚有更早的报刊，因而这份刊物不是我国第一份近代报刊。严昌洪的反对理由主要是：“出版地不在中国，而在南洋”，“办报人和投稿人不是中国人”，“读者对象以南洋华人华侨为主，仅兼及大陆上的中国人”以及“《察世俗》等三种报刊都是外国教会人士主办的，其内容以宗教宣传为主，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13]。姚福申的《<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再认识——关于南洋最早的中文期刊》一文摒弃了当时国内新闻史教材中对于将传教士报刊视为文化侵略的观点，在客观分析其内容的基础上，认为这是一份综合性的宗教刊物。朱栋梁在《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中分析了这份发刊词，认为作者通过这篇文章确定和阐释了办刊宗旨和编辑思想，为人们分析这份刊物基本指导思想、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提供了线索和基础，也对了解中国期刊的起源和发展起到了帮助作用。同时，作者也指出了该刊所宣扬的上帝至上、一切服从神意的观念属于唯心主义，麻痹人民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消极社会影响。

进入新世纪之后，人们对于这份刊物已经不再停留于唯物与唯心、先进与反动的二元对立评价立场上，而是对其在近代中国报刊史上的意义、办刊理念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程丽红的《论<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中国近代报业和近代社会的影响论》、《<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读者观念》，张茜的《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创办报刊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比较》，马晋丹的《现代化视角下的传教士在华办报现象分析——以<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例》等论文，分别从刊物的社会影响力、读者观念、发展趋势与影响，以及刊物的办刊思考点，从而对该刊进行了较为立体式的考察。程丽红指出，尽管显在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于促进中国近代报业的进步乃至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却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它直接影响了近代洋人的办报活动，还冲破限禁把报刊的近代化形式最早传入中国。同时，作者还认为该刊首开“西学介绍”之风，并把基督教带到东方，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张茜则撰文指出，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中,《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极具代表性,两报在时代背景、产生的原因和任务宗旨、主办者身份、内容、业务、读者与发行等方面各有特点,同时在编辑和主笔、报刊的形式、编辑内容、宣传策略、写作手法上又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报刊的发展趋势对近代洋人办报、中国国人办报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深远的影响。马晋丹分析后发现，可以从史学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着手，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例来分析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在华办报的种种情况，由此来透视在现代化范式关照下传教士在华办报给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带来的正面的力量。此外，胡浩宇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载的科学知识述评》、杨勇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常见引文勘正与分析》等则分别从刊物内容中的科学知识、引文与出处的错误，揭示出刊物对于西方科学知识的稔熟和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相对生疏。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遐迩贯珍》、《中外新报》、《华字日报》等也是学者们研究相对较多的刊物。王健的《西方政法知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中心》将该刊视为19世纪前期西法东渐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认为正是通过新教传教士编印的中文书刊等途径，中国人才得以了解和接受关于西方政制法律等方面的大量信息，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法学的进路亦以此为嚆矢。姚远、王睿则在《<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科技传播内容与特色》中，通过文献考证并运用科技史方法，该刊的科学技术传播内容和特色进行论证，纠正了过去有关潜水器具报道、有关建议中国创设农会、有关中国第一个西医医院等错误论断,使鸦片战争前夕经由期刊传入西方科技知识的原委得以澄清。张瑜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中国比较文学》认为该刊的内容丰富，很多内容对中国的新闻、出版、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刊物虽有宗教背景，但编撰者却是站在世界比较的视域来传播西方文化，有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明确的比较目的，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形成自觉的专业的比较意识并成为专门的学科提供了一种可能。许清茂将研究的重心转到《< 遐迩贯珍·布告篇>始末析》，对于1855年在我国中文报刊中率先刊登商业广告的《遐迩贯珍》进行研究，指出除了政治经济原因外，西方报刊广告观念和业务经验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还与主持人的品格修养和报刊经营管理的内在规律有直接的关系。该刊中的奚礼尔商人出身，谙熟广告经营；而黄胜则中英文俱佳，该刊广告由他代写、代译，文字简明，编排清晰，该刊由此表现出来的广告理念和运作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花实在《创论通遐迩宏词贯古今——对< 遐迩贯珍>的分类研究》以该刊为研究对象，对其存世情况及所承载的宗教、新闻、科普、广告等信息进行分类研究，考察了其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科学史上的地位，分析了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李智君的《此岸与彼岸之间——由< 遐迩贯珍>看19世纪中叶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立意巧妙，指出19世纪中叶的海洋是一个权力的公共地，沿海地区则是一个典型的边际地带。清政府及其地方代表士绅、海道、奸商等构成了在边际地带具有不同控制力的团体，《遐迩贯珍》的每月新闻信息“近日杂报”被连缀成一个空间过程和历史事件，即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中国民众海上生活之所以艰难，原因在于海外华人被清政府视为弃民、客居华人所采用的基层社会组织会馆与西方市民法制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民众的性别比例失衡引发出华洋之间严重对立。

1874年2月4日创刊于香港的《循环日报》是我国第一家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也是中国人创办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报，因而引起了较多学者的关注。刘圣宜的《早期中西交流中的华文报纸——以< 循环日报>为例》认为，在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的早期，由中国人创办的华文报纸对中西沟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循环日报》即致力于传播和普及西方知识，推介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反映世界大势和时局变化，鼓吹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对开通民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曾建雄的《< 循环日报>的言论特色——读部分原报（缩微胶卷）札记》则以该报创刊后头10年中发表的数以千计的各类言论为研究对象，认为这些言论题材内容广泛，思想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在当时的中文报刊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代表了当时中国报刊言论的最高水平。而萧永宏在《< 循环日报>之版面设置及其演变探微——附及近代早期港、沪华文报纸间的影响》当中，则通过细致地对比近代早期香港、上海报刊的版面设置，发现创办初期的《循环日报》版面设置并不固定，与同期香港其它华文报纸相比明显偏重新闻版面。只是到了1875年以后，《循环日报》的版面才基本固定在“选录京报”、“羊城新闻”和“中外新闻”等栏目，且新闻版面整体上相对缩小。作者从版面设置发现，《循环日报》主要是一份以刊登各类告白为主的报纸，因此以往人们通常认为《循环日报》以政论为主的看法不太确切。同时，《循环日报》的版面设置基本沿袭了《香港中外新报》的“香港版”模式，同时也受到以上海《申报》为主要代表的“上海版”模式的影响，并且《循环日报》在“中外新闻”栏内首置“论说”、大体维持每天1篇“论说”的做法也不是自己的首创，而是吸取和借鉴上海《申报》的结果。萧永宏的另一篇论文《< 循环日报>之编辑与发行考略》发现现有各类新闻史著对有关《循环日报》编辑与发行情况的记述多有疏漏。经作者考证，《循环日报》编辑人员主要由“主笔”（分“正主笔”和一般主笔）、“总司理”和“译员”等三部分人员组成。《循环日报》自创刊日起，除在香港及附近地区出版日刊版的“日报”外，还一度在海外华人聚居地区发行日报的周刊缩编本。《循环日报》发行地区主要分布于香港及周边地区，同时中国内陆各主要通商口岸及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南北美洲等华人聚居地区也有数量不等的发售。为了扩大发行，《循环日报》在创办初期采取免费赠送、广告招徕、刊登广告优惠、面向社会积极征稿等诸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循环日报》的影响。

《中国丛报》是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5月创刊于广州的大型英文期刊，其在近代南中国还地区报刊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丛报》的研究者中，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吴义雄教授是其中的代表。吴义雄的《< 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研究》以刊物发表的数以百计的中国研究作品为对象，指出其在西方学术界重新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作品，代表了19世纪中期来华西方人士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认识。通过这些作品，作者们向其西方读者展示了古老、封闭的东方大国人民的性格，塑造了一个以偶像崇拜和迷信为主要精神特征的民族的形象，这一消极的形象反映了当时西方各界对中国人的基本看法。在《< 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一文中指出，该刊作者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性论文值得加以注意。其中的一些文章从西方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出发，就中国语言与西方相异之处进行了探讨；还有一些文章对中国文字的构成规律和某些特点词汇的具体用法，结合当时传教士关心的译名问题进行了讨论。该刊关于中文语法的研究，可以作为当时传教士出版的专门著作之补充，尤其是作者就汉字注音方案的讨论和关于汉字拼音化的构想，则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并为后世的相关工作提供了基础。另外，在《<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一文中，吴义雄通过分析该刊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敏锐地发现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的质疑。该刊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另外一位学者张振明则在论文《跨文化解读中的知识与权力——< 中国丛报>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法律形象》中，以该刊所登之大量论及中国法律的文章为对象，对这些文章中表现出的批评中国法律，如法令驳杂、法律难以执行、司法腐败、上诉困难、歧视外国人等趋势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该刊所建构的中国法律野蛮、落后的形象对于中国及国人形象存在着长期的负面影响。

另外，对于不少不太常见的刊物，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富于创见的研究，如对于《中外新闻七日录》、《述报》、《杂闻篇》等报刊的研究。蒋建国的《19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报纸的国际视野——以广州< 中外新闻七日录>为例》一文认为，创办于1865年的《中外新闻七日录》是立足于广州的地方性报纸,该报对欧美国家的时政要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报道，不仅内容丰富、文字浅易，而且对开阔读者的国际视野、传播西方文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另一文《广州< 述报>与地方新闻报道（1884-1885）》中，作者对作为地方性的报纸的《述报》所关注的广东地方新闻进行研究，分析其中对广东时局、社会新闻和民俗风情等方面的报道，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林玉凤的《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 杂闻篇>考》根据在英国发现的刊物原件进行考证，推断1833年由马礼逊创办的中文期刊《杂闻篇》才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第一份用铅活字排印的期刊、澳门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

这些针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中英文报刊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分析了近代报刊对于南部中国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思想冲击，以及西学如何渐渐渗透至中国社会内部，并对民众产生实际影响。这些研究多取材于新发现的史料，或是依据不同地区、性质的材料相互映照，得出了许多富于新意的见解。在中国由传统社会步向近代化的历史时刻，尚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思想、文化、社会问题可以从南中国海地区的报刊资料中得到开掘，一些较少为人们所关注的报刊也保留了这一周边历史时期的文化烙印和思想遗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综合对于近代以来南中国海地区的中英文报刊述评可以看出，从现代以来的近百年时间里对于近代南部中国报刊的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总体研究势头却向着深入、系统方面发展。在世界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不断趋于精细的状态下，回溯近代以来中西双方的报刊交流方式与效果，不仅可以帮助当代人们重新认识昔日的历史进程与发生现场，更能够给予人们经验的借鉴和视野的拓展，从而使人们得以规避可能存在的文化冲突陷阱。近代南中国海地区中英文报刊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发展迅速和深入，是有着多重原因的，除了契合时代趋势和现实需要之外，研究视野的拓展、相关学科理论的引介、新史料的发现、新方法的运用以及研究者综合素养的提高等，都是其中的有利条件。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的近代南中国海地区的报刊研究状况并不能够令人盲目乐观。目前学界对于近代南部中国报刊的研究尚在整体上处于较为浅层的阶段，一些研究者缺乏对于近代南中国报刊的资料梳理、文献阅读和整体把握，仅仅依据零星的报刊资料或者别人的二手材料，进行简单的概括与揣测。同时，现有的近代南中国海地区报刊研究虽然也对一系列报刊进行了文本细读，有的还进行了较为宏观的整体勾勒，但却未能够将南中国海及其周边地区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存在，因而有意无意地割裂了南中国海作为16世纪以后西方列强东进的前站所具有的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的一致性，因而也就无法从南部中国的宏观大局上理解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局；偶尔有研究者涉及到了南部中国的近代报刊，也是以岭南的地域性为观照前提，强调的是地域文化对于报刊编撰、出版的影响，而没有意识到中西方文化在报刊中所发生的互动与对话形态。而更致命的缺陷或许还在于，一些研究者仅仅将近代南中国海刊物视为可以随意肢解的模块，在既定目标的驱使下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将研究对象与宏达的历史背景融合，也无法完整地还原出报刊的本来面貌，遑论进行恰到好处的定位和选择。这些研究现状既昭示着近代南中国海地区报刊研究亟需新的视野和观念的突破，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值得大力开垦的富矿，有待于有志者进行更加精深、新颖、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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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汤开建.进一步加强澳门近代史研究——以《澳门宪报》资料为中心展开 [J].学术研究, 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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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汉奇.为什么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说成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始 [J].新闻与写作, 1990(1).

[13] 严昌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不是我国第一份近代报刊 [J].新闻研究资料, 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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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晚清岭南报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