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休闲文化的视角来观察广东音乐，可视及其鲜明的休闲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广东音乐的世俗性。广东音乐正是凭借其休闲文化的特征，展现出了深层的价值，体现为揭示人的精神状态，使人“成为人”。在休闲文化日益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今天，广东音乐的休闲文化特征与因之而体现出的价值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广东音乐 休闲文化

问题的提出

有学者将广东音乐称为“小家碧玉”，并认为“由于她少女般的靓丽和浅薄，她几乎适应了城市市民阶层的一切心理需要……整个20世纪，不管中华大地上的政治风云和经济大潮如何波翻浪卷，广东音乐都摆出一付‘事不关己’的样子……”[①]虽然广东音乐中也有《醒狮》、《恨东皇》等明确体现爱国奋进的作品，但毕竟，《步步高》、《小桃红》、《雨打芭蕉》等悠扬婉转、令人轻松愉悦的作品才更展现了广东音乐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实际上，从休闲文化理论的视角，正视广东音乐的休闲文化身份，我们可以对广东音乐有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而且也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广东音乐独特的文化特征与价值。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温饱问题的困境而获得了更多的休闲空间，甚至有学者指出：“到2015年，人类将走过信息时代的高峰期而进入休闲时代。”[②]之后，为数众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休闲文化。在我国，休闲文化也正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1983年，于光远先生最早对休闲文化进行了研究，之后，在这一领域出现了较多的文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休闲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是衡量社会文明的尺度，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是人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③]也就是说，休闲文化的繁荣程度所映射出的是社会与文明的发达程度。笔者认为，广东音乐恰恰具有鲜明的休闲文化特征，只有认识到广东音乐所具有的休闲文化特征，我们才能更为准确深入地理解广东音乐的价值所在，并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给予广东音乐更多的重视。

世俗：广东音乐的休闲文化特征

作为产生于广州沙湾的一个重要乐种，广东音乐满足的是人们在闲暇时间消遣娱乐的需求，它与宗教音乐、仪式性音乐相比较而言，具有鲜明的世俗性特征，这也正是休闲文化所应具备的主要特征。休闲文化的目的不在于明确地追索生活的深度价值，而是为了满足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与欲望。休闲文化追问深刻的道德价值，而是寻求直接体现满足当下的途径与形式。因此，休闲文化的价值观必然是世俗性的，这也是休闲文化的基本目标之一。休闲文化的世俗性具体体现为：物质性、直觉体验性与自由性等特征。

世俗性体现之一：广东音乐的物质性特征

休闲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物质条件的坚实基础。古今中外，休闲文化的兴盛与发展往往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密切相关，而学者所预言的2015年休闲时代的到来，也一定是以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物质的极大丰富为前提。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广东音乐之肇始便与物质与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广东音乐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广东音乐何氏三杰”（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虽然生活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清末民初，先是英、美、法入侵，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后又经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但是，在广东音乐发源地沙湾，何氏三杰所属的何氏宗族有族田数万亩，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而富甲一方。许多何氏家族的知识分子考取功名后，便托言侍奉双亲或以“仕途凶险”为由，隐憩家园，凭着祖荫所得，过着宽裕悠闲的生活。他们既不从政为官，又不用从事生产劳动，便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三五成群地聚集一起，或吟诗作对，或绘画挥毫，或棋坛对垒，尤其喜欢吹拉弹唱。[④]他们常自由组合演奏音乐和唱粤曲，称为“八音班”、“锣鼓柜”，最盛时有三、四十个之多，休闲生活非常丰富。比如著名广东音乐家何博众，“少时曾在私数读书……赖父祖余商养家。其父高尧，约有十间大屋和百几亩田。”[⑤]

物质条件的丰足成为休闲文化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广东音乐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20世纪20-30年代，广东音乐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进入成熟期，这与广东省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期，由于海外华侨的大量投资，广州市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升。据统计，仅1933年度，“广州侨汇达澳币25383×104万元，占全国侨汇额的84.2%”。[⑥]伴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广东音乐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主要标志为：名家辈出、创作繁荣、唱片大量发行、社团如云、社会基础广泛。

改革开放后，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广东省更是站在了经济发展的前列。近年来，广东省的GDP始终在全国排名首位，2010年，GDP达到45472亿元，比排名第二的江苏省超出了5000多亿元。[⑦]随着经济的发展，广东省市民群众的休闲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各地区的民间乐社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大大小小的民间乐社遍布城乡。

休闲文化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方可得以发展，广东音乐作为个案，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规律。

世俗性体现之二：广东音乐的直觉体验性特征

休闲文化具有直觉体验性的特征。其原因是“休闲属于本能域，或者说，起码属于我们所定义的直觉领域。当人们认为休闲属于这个领域时，它直接与内心的、自然的、本能的、不可压抑的和非理性的爱结合在一起。我们爱做这件事，而这种爱最终是不可解释的，而这种不可解释的原因是因为它是非理性的。”[⑧]正是由于休闲文化具有直觉体验性特征，因此休闲行为往往并不是受理性思辨的明确指引而进行的，而是满足人追求直觉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反理性的，而是属于外于理性而存在的非理性范畴。

田青将广东音乐比做“小家碧玉”，认为广东音乐对待政治风云与经济大潮的态度始终是“事不关己”，[⑨]这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广东音乐所具有的直觉体验性特征。

笔者认为，广东音乐的“小家碧玉”特征恰恰是由其休闲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这同时也是其魅力之所在。虽然广东音乐中也有《醒狮》、《恨东皇》等表达民族革命情怀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所体现的毕竟不是广东音乐的主流特征。广东音乐更多的是风花雪月、鸟语花香，或是借景抒怀的类型。其音乐也多为清新明快、婉约动听的风格。实际上，这正印证了托马斯·古德尔对休闲的直觉体验性所带来的快乐性特征的论述：“休闲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并被视为快乐的同一物。”[⑩]由于直觉体验性明确肯定了感性价值在世俗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因此广东音乐不会将建立生活的崇高意义的理性思辨作为追求的意义与目的，而是突显了凭借直觉体验而获得的世俗感性之美的价值。传统的广东音乐艺术中也有中和平稳之处，但主要的倾向是华美、流畅而活泼的。它以短小精炼的体裁，通俗易懂的音乐语言，表达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出广州这一新兴都市中平民百姓的生活风貌。正如广东音乐名家余其伟所指出的：“传统的广东音乐较少深沉的人生喟叹与哲理深思，较少士大夫的典雅习气，也没有类似中原古曲那悠深旷远的历史苍凉感。”[11]

世俗性体现之三：广东音乐的自由性特征

在探寻休闲文化之本质特征的过程中，我们必然要面对“自由”这一概念。

首先，休闲行为有赖于闲暇时间的具备，但是，这仅仅是休闲得以达成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即使具备了闲暇的时间，并不意味着具备了休闲的本质。一个具备闲暇时间的人，必须通过具有真正休闲意义的行为，获得一种身心自由的状态，方能称之为“休闲”。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既然休闲是摆脱了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及物质语境的压力，而生成的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生活状态，那么“自由”便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自由环境的概念，而是必然使休闲主体具有了“自由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从自由的环境到休闲主体的自由，都说明了“自由”的特性是休闲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广东音乐的自由性特征在创作与表演的过程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首先，作为中国民族民间的一个乐种，自由地吸纳西方的作曲技法、乐器，这在我国的其他乐种中是不多见的。在作曲技法上，广东音乐吸收了西方的转调、模进、移位、主题发展手法，运用得自然流畅、恰到好处。在乐器使用上，西方的小提琴、萨克斯、木管、小号、吉他等乐器都被引入广东音乐，不仅成为广东音乐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藉此形成了广东音乐的一种特殊魅力。比如从尹自重开始的小提琴演奏广东音乐，已形成一种广受认可的、具有独特韵味的广东音乐风格。20世纪60年代，由指挥家杨桦将广东音乐名曲《凯旋》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并由杨桦指挥，骆津演奏小提琴，曾名噪一时，受到广泛好评。广东音乐可以自由吸纳异质因素，并完全吸收融合的自由特性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演奏过程中的自由性与即兴性也是广东音乐的一大特色。有人对广东音乐中比比皆是的加花感到不解：“（广东音乐）就是爱加花、滑音，各人不一样，同一个人前后演奏也不一样，不知道是说什么的。”[12]其实，加花演奏几乎是其广东音乐发展的最重要的手法之一，也是展现广东音乐的特色与魅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换言之，不同演奏者所呈现出的不同加花演绎，正体现了广东音乐的独特魅力，同时也凸显了广东音乐所具有的休闲文化特质。

从世俗到超越：广东音乐的休闲文化价值

对于音乐的价值，古今中外有众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从根本上讲，音乐的存在是出于人类交流与表达的需要。而人类对音乐的需要，则或与情感表达及交流相关，或者与宗教与精神信仰相关，或与典礼仪式等实际需要相关。我们也可以说人类对音乐的需要正体现出了音乐的功能所在。而音乐的价值便体现在人类对音乐不同层面的需要及音乐所具备的功能上，诸如：情感表达与交流、宗教与精神信仰、典礼仪式等实际需要等。

而具有休闲文化特征的广东音乐，其价值与宗教信仰、典礼仪式等皆不相关。这也是广东音乐有别于其他许多音乐类型的特征之一。因此，广东音乐的价值

从休闲文化的角度对广东音乐的价值进行剖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其价值所在。

消除疲劳、慰藉精神：广东音乐的基本价值

休闲文化的基本价值包括消除体力的疲劳与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两个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广东音乐亲切清新，具有鲜明的平民性特征，其审美价值往往体现为茶余饭后的欣赏层面，可以满足人们消除疲劳、慰藉精神的需求。

的确如此，自广东音乐诞生之初，其主要功用便与祭祖仪式、宗教信仰等活动不甚相关，而是体现着茶余饭后，自娱自乐的功能。梁谋先生谈及“何氏三杰”其中的何与年时，这样描述：“生活较浪漫……爱音乐，爱大自然的美景。每天夕阳西下，云彩缤纷之际他便独自坐在家中的花园中，弹一曲《晚霞织锦》。每逢秋夜月白风清，更阑人静之时，他乐在花园里的石桥边，对着奇花异草，手抱琵琶，弹出婉转幽怨的《长空鹤唳》和《塞外琵琶云外月》之类乐曲。”[13]

休闲可以带给人们幸福与宁静，通过休闲，人们的闲暇时光得以丰富，疲惫得以消除，精神得以慰藉。关于休闲的功能，亚里士多德指出：“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14]就像日前广东省首届广东省粤曲私伙局大赛，“有来自广东省各地的100多个私伙局参赛，参加家庭组比赛的队伍有的是妯娌、姐妹搭档，有的是夫妻配对，有的是三代同台；参加社区组比赛的私伙局队伍，大都是社区或农村常年活跃的‘明星’队伍，在当地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旌旗锣鼓配置齐全，唱念做打有板有眼。”[15]此项活动调动了群众积极参与，满足了群众自娱自乐、自我表现的需要，丰富了群众的闲暇时光与精神生活。

人文精神：广东音乐的超越性特征之一

正如前文所述，休闲文化具有世俗性的特征，因此休闲文化往往追求形式的表达与表层的意义，而缺少对深度意义的追问。然而，休闲文化研究领域的成果表明，休闲文化的价值并非仅仅停留在表层意义之上，而是有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精神意义。比如，在论及休闲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时，有学者指出，对个体而言，休闲文化的实质是“关注和关怀个体生命的存在质量，休闲能使人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丰富个体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16]

在广东音乐研究界，也有学者指出了广东音乐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并认为对人文精神的重视是衡量艺术的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准。[17]陶诚也认为，广东音乐“借物言志的人格意识和强调‘礼乐教化’、‘文以载道’的以人为本的追求，符合现实生活中中国平民精神生活的需求。”[18]的确，广东音乐多表现的是人的世俗生活与情趣，但它决不是客观事物的模拟式的简单重现，而是表现人的胸臆和寄托，并因此而充盈着人文的精神。

实现生命的意义：广东音乐的超越性特征之二

然而，没有对深度意义进行直接地、有目的地追索并不意味着深度意义的必然缺失。因为休闲文化在具有显见世俗性的同时，不会仅仅停留在单纯地享受快乐的表层之上，而是折射出了对生命之意义的实现。

从理论角度而言，世俗性与深度意义之间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关系。比如，生命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世俗的存在，而人们正是依托此种世俗性的存在来追求深度的价值，体验生命的意义。若要判断某种休闲文化是否体现了真正的休闲文化之深度价值，要看该文化是否拥有了这种意义，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一时的世俗享乐层面之上。基于此，有学者郑重指出：“休闲不仅是在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19]

《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的作者约翰·凯利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20]从此观点可以窥及作者对休闲之深度价值的认可。无独有偶，中国学者林语堂也曾将休闲的价值上升为一种艺术化生存的境界。他提及休闲时是这样说的：“他们跨过了所有艺术的门槛，进入了人生艺术的殿堂，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他们达到了中国文化的顶峰——生活的艺术。”[21]他甚至认为休闲的生活状态是“人类智慧的最终目的。”[22]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休闲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浅层的自我释放与放纵，而是一种追求深度，并藉此实现自我超越的状态，是实现生命意义的有效途径。在休闲过程中，主体可以体验浅层的生理与心理快乐，同时也可以超越此浅层的快乐进而引导自身寻找深度的意义，乃至走向精神的升华与自我的完善，并使人类精神层面的终极目的得以实现。从对休闲的界定来看，真正意义上的休闲一定蕴含了主体对生命意义的诉求，因为“休闲如果真要成其为休闲的话，那么，它将人的目的体现于其中” [23]。因此在我们考量休闲文化的意义时，不能无视其对深度价值与目的追索，“我们应该相信休闲，因为唯有在休闲之中，人类的目的方能得以展现。”[24]通过休闲的过程，人类获得了进入生命意义的一条通道，使我们得以解决内在的生命困惑，得以触及深邃的家园意识。休闲文化带给人们的是生命主体意识的彰显，这也正是休闲文化本身所固有的诗性对基本世俗性的必然超越。的确，休闲文化正是以世俗的特征与途径作为基本起点，进而以对生命意义的展现作为追索的目标，勾勒出了休闲文化价值的层次构架。

基于休闲文化的视角，广东音乐的特征与价值得以重塑。作为休闲文化的广东音乐，明显具有物质性、直觉体验性与自由性等特征。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消除疲劳、慰藉精神这些基本价值的层面，同时也展现了浓郁的人文精神，甚至体现着人类对生命意义的深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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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1973.6- ），文学博士（音乐学），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授，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生态美学视域中的广东音乐》（12YJC76004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学科共建项目立项《广东音乐之美学特征研究》（GD10XYS01）。

[①]田青：再谈民族音乐的“第三种模式”，《中国音乐》，1997年第3期。

[②]参见：陈来成：《休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7页。

[③]马惠娣：《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④]参见：司徒彤：略论沙湾成为广东音乐发源地之历史成因，《南国红豆》，2005年第2期。

[⑤]何灼颖口述、黎普泽撰文：何博众这一家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番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番禺文史资料第3辑》，1985年12月第1版，第86页。

[⑥]陈炳：二十世纪华侨对广州城市建设的投资，《岭南文史》，1988年第2期。124页

[⑦]参见2011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黄华华在省人大第十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2011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李学勇在省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⑧]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马惠娣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0-261页。

[⑨]田青：再谈民族音乐的“第三种模式，《中国音乐》，1997年第3期。

[⑩]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马惠娣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3页。

[11] 余其伟：谈广东音乐，《广东艺术》，2002年第1期。

[12] 黄日进：论广东音乐的曲名、意境和韵味，《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3] 梁谋：广东音乐名家——何与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番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番禺县文史资料第9辑，1991年11月第1版，第62页。

[14] 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刘森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年第7页。

[15]首届广东省粤曲私伙局大赛27号开锣，南方网，7月24日。网址：http://news.southcn.com

[16] 于光远,马惠娣：《休闲游戏麻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第34-35页。

[17] 叶林：论广东音乐的人文精神，《人民音乐》，2007年第6期。

[18] 陶诚：《“广东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188页。

[19] 马惠娣，刘耳．西方休闲学研究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5期。

[20] 约翰·凯利著：《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赵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页

[21] 林语堂：《林语堂文集第八卷》——《吾国吾民·八十自叙》，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8页。

[22] 林语堂：《林语堂文集第八卷》——《吾国吾民·八十自叙》，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8页。

[23]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马惠娣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24]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马惠娣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