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文化”一词最初意涵出现在《周易》贲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早在刘向《说苑·指武》之中完整地出现“文化”一词：“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与“武功”相对应。束皙 《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与“武”相对，指礼仪道德修养，“文化”即文治教化之义。在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背景下，“文化”意指一个群体在文治教化上的发展程度。 在西方，文化对应的culture一词，其词源原系拉丁语，由colo、colere(栽培、种植）、cultus（耕种的、耕耘的）构成；到公元前45年左右，古罗马的一些哲学家开始使用cultura animi的构词方法表达抽象意义，即耕种智慧 。根据威廉斯的研究，在整个西方，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该词的意涵逐渐从农业方面转而指称人类发展的历程。 对比看来，中西方“文化”一词的词源意义有所不同，但也基本能够相通。

当今学界关于文化的观点取决于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本质特征以及文化的独特性。西方普遍有一种观点：只有当（众多）文化被发现之后，对自己文化的发现才能成为可能。这种观点倒转来看，也同样成立。在非西方世界，近现代文化意识是在西方近现代以来咄咄逼人的强势文化入侵，造成自身文化的保持、认同与发展的危机感而觉醒。

中国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一词，与很多其它现代词汇类似，是从日本传来。“文化”一词是先由日本借用古汉语译自欧洲的culture，再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成为关键词。新文化人是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下、带着进化论的色彩来讨论“中国文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化相比于西方文化是野蛮的、落后的，必须进行改造。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中国学人不得不承认西方代表着一种新兴文化，它是先进的、科学的，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要朝向西方的。 学人们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实现新旧更迭。部分学人在追查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时，认为“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梁启超在《新民说》认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文明程度直接决定着该国的命运，如果不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即使有贤君相，一国也无法进步。如何塑造新民？还是要回到文化上来：“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新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也就是说，要想新“民”，一方面要保有中国固有的文化，同时也要能吸收国外的菁华。可见，梁启超坚持认为中国还是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由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

近代学人在与西方的对比之下开始了现代意义的文化自觉，各种思想潮起潮涌，主旨都是为改造落后的中国文化开出药方，并且与各种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的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其过程的复杂性和激烈性不亚于激流漩涡和暴风骤雨，延续半个世纪之后，以新中国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结束，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潮然后划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社会的动荡折射出的是人的灵魂的动荡。在激流漩涡中，国人失去了价值的锚点，在暴风骤雨中，中国的精神家园在风雨中飘摇。

近现代学人虽然比照西方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但在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反思中，主流学界的思想是所谓精英“有文化”和民众“无文化”、或华夏“有文化”而蛮夷“无文化”的区分的框架下来确立的，这不能不认为是与新中国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有所冲突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显然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用语中，“文化”偏向于被看作是在社会现实和历史演变中可以获得或失去的高级品质资源，对于文化作为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禀赋的观念并不突显。

二、文化研究介入中国当代学术界是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集中表现在对于文化哲学的研究肇始。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可以作为文化哲学出场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在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沿循“五四”以来对文化问题的讨论路径和资源框架，文化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范式、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开始或再次成为中国学界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课题。事实上，无论从现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抑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来看，文化哲学的确获得了学界普遍性青睐和接受性认同。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作为其学术考究背景或者思想绵延主轴。文化哲学正在“走向 21 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 许苏民，《江汉论坛》1989 年第 6 期) 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生长点”( 许苏民，《光明日报》1989 年 3 月 6日) 。

就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而言，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世界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三联书店出版了“文化: 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 90 年代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商务印书馆先后推出了“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翻译了“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丛书。这些涵括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译作及其介绍评述，不但让国内学界明晰了世界文化哲学研究的大致情势，最重要的是奠定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资料。中国人自己书写的文化哲学专著也大量涌现，譬如:，许苏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的《文化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李鹏程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系统细致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 人民出版社，1994) ，衣俊卿经由日常生活批判而作的《文化哲学》(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何萍通过对文化哲学史的诠释以及用文化哲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与作为系统研究文化哲学认识论( 广义认识论) 的《文化哲学: 认识与评价》(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等等。至于散见于各大理论刊物的文化哲学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何谓文化哲学? 这是每一个从事文化哲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澄明的前提性问题。虽然还不能用普遍认可的话语界定其概念，但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学人也都认识到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譬如：信仰迷失、价值堕落从而精神极度空虚的现实情态，使得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就越发显得关键和紧迫。往昔的“风范大国”、“民族脊梁”终极信仰早已被“无品质的成功”、“无思想的文化”信念所肢解; 金钱、地位、权势、娱乐满足人们肆无忌惮的欲望时，“现代文明人”的生命挽歌也被悄悄奏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天人”不再“合一”、“神人”不再“合一”，人真的成了两腿无毛的动物了（刘曙光，李武装，2012）。 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文化哲学之所以重要，因为它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人何以是人？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代代想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除了强调可代代相传外，此定义跟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社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组成的统一整体之内涵基本一致。有的学者提出文化是由共识符号系统荷载的社会信息及其生成和发展 。有的学者倾向于使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组织层次；精神层次 （林毅夫，2009）。这与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的观念基本相通。在国内外学界，文化的定义也从来没有统一过。从现状来看，国内对文化理论的研究还处在消化吸收西方理论和探索性地建构有自己特色理论的阶段，各方面的研究积累了相当的成果。总的来说，无论国内外的文化研究，都亟需一种基于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完整的文化理论。

三、 对非西方世界而言，文化研究的急迫性，更是在今天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中彰显。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西方化，对此我们表现出迟疑的态度和焦虑的情绪。 全球化这一术语标明一种世界过程和在一种全新的历史境况中，我们日益深切地意识到，民族、国家、文化空间以及部分地球之间的差异已不再是最初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学的差异。今天的本质差异乃是在文化本性以及在出身、宗教、世界图像、历史和语言之间的区别中所拥有的自身的根源。全球化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在自身的全球校准中，通过经济、交通、科学和技术，导致一个统一的世界共同体，从而这一事件倾向于拉平不同文化的差异。尽管表面上这一全球化文明过程以及生活现实造成差不多同一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内在生活现实层面上，这一全球化文明过程和生活现实却导致价值体系、信仰形式和意义规定等的相互冲撞、相互渗透、相互对立。这一涉及人的内在的、生存向度的差异注定包含身份丧失的补偿。这一点表现在：为什么人们通常不是把与众多陌生文化的相遇当做一种充实来体验，而主要是当做一种威胁来体验。此外，恰恰在高度机械化的文化空间里，宗教的、规范的原教旨主义的势头日趋增强，这一事实也证明，通过科学、技术、消费、传媒等手段向前推进了的全球化过程对人的存在、信念、规范取向和信仰态度等诸方面影响甚微、无济于事。 要厘清这类问题，涉及到需提出一种文化哲学来对文化模式问题进行根本的批判和反思。

无论是出于对各民族竞争需要、流行于现在的“文化软实力”思考，还是更基本的文化哲学的学理层面，都需对“文化”概念本身进行清理。泰勒的定义始终被当成当今主流文化观的源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可见，就这个文化定义而言，文化本身既可以是文明的同义语，同时也是由多种成分组成的、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整体而存在的复合体，因为它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具有“大而全”的基本特征。这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是平行排列的，几乎看不到它们相互之间有什么不可或缺的本质性关联，因而体现了“机械拼凑”的特征。而这样一来，当今研究者在涉及这种所谓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时候出现因为各执一端而众说纷纭的局面，显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事哲学与文化研究的霍桂桓通过概览当今中外学术界的文化研究现状在给出一个文化的定义：“所谓文化，就是作为社会个体而存在的现实主体，在其具体进行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其基本物质性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和享受更加高级、更加完满的自由，而以其作为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而存在的‘文’来‘化’‘物’的过程和结果。 ”这个定义看似有些拗口，至少充分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强调文化活动的生成性；第二，强调文化活动本身是人运用作为饱含情感的符号的“文”来“化”“对象”的过程和结果，确定能够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的“文化”只能是“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第三，强调人们之所以进行文化活动，是为了追求和享受更加高级和完满的精神自由；第四，强调作为饱含情感的符号而实际存在的文化现象，本身具有极其广泛的存在状态和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因而可以、也确实在现实生活之中的各个方面、各种层次上都发挥作用。霍桂桓认为，这种文化定义严格而明确地界定了人们从事文化活动的现实条件、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根本目的，因而对于现实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来说有可能是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理论解释力的。

什么是文化？ 江畅认为，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价值观在社会实践中的对象化、现实化。文化的灵魂、精髓是它的价值观，其深层结构是它的价值体系，而价值体系是价值观具体化。文化可以划分为心态文化（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态文化四大类型。价值文化属于观念文化，但又体现为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甚至体现为物态文化。价值文化就是价值观——也可以说是观念的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或观念意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处于核心的地位，它是价值文化乃至文化的灵魂和本质内涵，因而也是一种价值文化与另一种价值文化、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区别开来的根本规定性和主要标志。江畅进一步认为，我国现当代主流价值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其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同时，一种主流价值文化也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必须是价值多样化，否则，无所谓主流价值文化；在多种价值文化中，主流价值文化又必须真正能起主导作用。 剩下的问题是，何为价值？或者说价值的根基在哪里？这样才能顺利回答主流价值的理性问题。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来，任何文化研究都离不开文化哲学的基础性研究，文化哲学对文化模式的研究形成了对人之生存历史性的总体把握。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哲学提出的原始的文化模式、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的划分方式，特别是对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演进的历程的分析，阐明了人类文化模式演进的历史进程，其根本就是人之生存方式变迁的历史。这样，就在历时态上揭示了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不断地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文化演进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化哲学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充分地展示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通过对全球化时代现代西方文明与非西方的本土文明冲突的分析，阐明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多种可能的现代性选择。以此为基础，当代中国文化哲学坚守一种文化批判的立场，通过对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批判性分析，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提供理论的支撑。可以说，正是在文化模式研究和文化批判之中，现代文化哲学构建了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图景，从而使文化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和当代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人作为人的一切理想与价值只有在文化中才可能实现。

四、 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和政策，胡大平认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表明了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在初步奠定物质基础值后，我国将更加自觉地以建立全面发展的社会为目标，通过共同体建设开辟出一条可持续的繁荣道路。文化表达的是人类共同体的追求，描述的是人类生活的性质。从内容上看，它以主体性为中轴的精神，表达的是身份认同、民族团结和忠诚的根基，凝结起来便是共享的价值；从形式上看，它是具体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化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出来的社会组成部分，而是使社会成为整体的纽带。在城市这一社会维度上，文化把家庭、社区、街道整合成人类生活的“活的有机体”；而家庭、社区、街道以及整个城市是文化得以表现的手段，亦是其创造和产生作用的媒介。

近年来，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界对于学科内的文化再思考空前活跃。快速城市化浪潮下的文化复兴已成为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界的共识与愿景，经济城市要慢慢地走向文化城市。过去城市规划学科谈文化，认识偏重于城市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这两年，认识有所提升，就是每年我们都创造新的城市文化。“文化关注”是对新的城市建筑的一种思考维度。城市的物质形态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城市性格。这些问题都可以拿到文化视野下面来探讨。

2007年城市文化北京宣言，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文化转变、历史文化保护、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等议题；同年，邹德慈、张锦秋主持召开“快速城市化浪潮下的文化复兴” 研讨会，掀起了城市规划相关领域文化再思考的热潮。2010年刘和林对城市文化和文化城市相关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文化城市理论框架 。2011年“总体规划向何处去”的研讨会，提出规划师要以理想主义的态度，关注总体规划中的理念，目标、战略等“形而上”的问题 ；赵燕菁提出要回答“总体规划向何处去？”我们迫切需要一本“理论罗盘” 。这些研究和讨论都表明：城市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在综合性的文化层面全面理解。上述研究都力图以新的方向给予建筑与规划学科领域以重新定位，有的力求以建设性的纲领综合新的理论挑战。转型期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的价值观与研究范式骤然成为焦点。当前文化城市的建设实践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相关理论处于匮乏状态，主要的问题是：理论框架缺乏逻辑一致性；基本概念范畴简单罗列，缺乏严密的逻辑建构因而内涵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