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学术转向

我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最初是受了人才学的启发。那是在1985年6月，我完成了湖北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正等待分配工作。由于比较清闲，我就去图书馆找一些闲书来看。我发现了一本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人才学文集》，其中有一篇是雷祯孝写的《人才学概论》，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自己设计自己”。这个观点令我感到震撼。因为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讲“自己设计自己”，就意味着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不必由组织来安排；也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学术道路，不必沿着导师的路子走。我后来得知，雷祯孝提出“自己设计自己”，曾受到北京某位在任高官的严厉批评。他说：“如果大学毕业生都去自己设计自己，谁还愿意服从组织分配？”不过我觉得他的观点有道理。我想我在本科读了四年文学，接着又在研究生阶段读了三年唐宋文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过去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听老师的。中学老师说读中文好，我就去读个中文本科；大学老师说唐宋文学好，我就去读个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现在读了雷祯孝的文章，我可以说是得到一声棒喝。我想我得对今后的学术道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应该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做一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当年9月，我主动要求去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任教。也是在这个时候，雷祯孝也应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之邀，从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到了武汉大学，担任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人才学研究室主任。我就写信同他联系。雷祯孝约我在武昌卓刀泉一个叫四眼井的村庄见面，他对我讲了很多新观点，其中有一个观点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一辈子。这就是：“不要总是讲孔夫子怎么说，马克思怎么说，关键要看你自己怎么说。”他的这个观点，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讲，就是不要满足于“我注六经”，而要做到“六经注我”。也就是说，要善于利用古人的知识成果，在学术上有新的建树。

我对雷祯孝说，我对人才学也很感兴趣。由于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是否可以利用我所掌握的文学方面的知识和材料来从事文学人才的研究？我所说的文学人才，一是指文学家，二是指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才。我说我是否可以通过研究文学人才的成败得失来总结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雷祯孝表示赞同。于是我就开始了一段时间的人才学研究，并在大学里开设了“人才学”这门选修课。1986年6月，我和雷祯孝合作，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首届人才学研讨会”。同年9月，我又和他联名在《湖北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人才的道德评价环境》。

1987年，武汉有一家杂志向我约稿，嘱我写一组文学人才方面的文章。我一连写了七篇，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家族遗传》、《中国古代的文学社团》、《中国古代的文学沙龙》、《文学追求的内驱力》、《文学家的狂狷性格》、《文学家与山水旅游》等。1989年12月，《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文在《社科信息》上发表，接着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看到这篇文章之后，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们认为这个选题很新颖，很有价值，建议我就这个问题做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6月，我就以“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为题，申报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底获得批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暂时告别了词学和人才学，正式走上了文学地理学研究之路。

二、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回顾我28年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可以说是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第二阶段，是考察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第三步，是考察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第四步，是倡导并着手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

1993年6月，“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完成结项；1995年10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①]。这本书把自先秦至民国的6388位有籍贯可考的、在历史上著名的或比较著名的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分时段、分地域、分家族做了一个全面的统计和考察，归纳了他们的分布特点，探讨了他们的分布成因，总结了他们的分布规律。这本书出版之后，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的专著”，它在学术界的反响超过了我的第一本专著《柳永和他的词》（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2001年再版）。《柳永和他的词》也被称为“国内第一部研究柳永的学术专著”，出版25年来一直受得好评，但是它的影响只限于文学界，而这本书的影响则超过了文学界。例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和华林甫教授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②]和《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③]等论著中即曾一再提到这本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蓝勇教授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历史地理学》一书中，将这本书列为“学习参考论著”，并多次引用这本书的观点和材料，其中第十五章之第二节“历代文学家的分布变迁”，即是根据这本书的有关内容改写而成。[④]在文学研究界，引用和评介这本书的论著更多，著名学者黄霖教授甚至认为，“曾大兴的研究相当宏观和富有条理，与明确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实差一步之遥。[⑤]”

我曾在拙著《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的“自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很感激历史地理学界和文学研究界的专家以及广大读者对我这项研究的认可，感激大家对文学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支持。事实上，拙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与明确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的距离，并非“一步之遥”，而是还有一半的路程。[⑥]

我这样讲，并不是故作谦虚。因为我们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是为了弄清楚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进而弄清楚地理环境通过文学家的中介作用对文学作品所构成的影响。完整、系统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应该是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来考察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而我的这本书，只是考察了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则很少涉及。这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和本书的体例所决定的。后来有学者根据我这本书的统计结果，对中国古代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地理分布）作了某些归纳，同样未涉及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的考察，就匆忙地宣布“完成了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学术界对这种做法是不表赞同的，有多篇文章提出质疑，我也写过一篇商榷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摘要发表。这篇文章的完整版后来收进了拙著《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诸君若有兴趣不妨一看。

三、考察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为本位，不是以地理为本位，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而不是地理的问题。因此我们研究文学地理学，仅仅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的考察上，这样就可以启发读者换一个角度看文学，即由传统的时间维度转向空间维度，在时空结合的层面上重新审视文学，发现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领略文学的色彩斑斓之美。

在从事“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这个项目的研究时，我就时刻感受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的丰富多彩的地域性，这实在是一种诱惑。因此在这个项目结项之前，我就开始了对于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的考察。我的考察对象首先是中国历代的民歌。我认为，民歌的地域性是最强的，从民歌入手，可以把文学的地域性看得更清楚。我的这一部分成果先是在国内一些大学的学报上发表，然后被《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刊物转载，应该说，其学术反响也是不错的。1999年，我出版了《英雄崇拜与美人崇拜》（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书，这本书的上篇讨论当代流行歌曲，下篇即讨论中国古代民歌。2012年，我又对这本书的下篇进行补充和修订，收进了《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

后来我发现，仅仅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进行一般性的考察仍然是不够到位的。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是如何体现的？实际上是通过作品的空间结构，以及相关的空间要素。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是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以地理形象、地理意象、地理景观为基础的空间形态，如乡村空间、都市空间、山地空间、大海空间、高原空间、盆地空间等等，这种空间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艺术空间或审美空间，是作家艺术创造的产物，但也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与现实存在的自然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有一定的关系。在文学作品里，特别是在叙事性的长篇文学作品如小说、戏剧里，特有的地理空间建构对文学作品的主题表达、人物塑造、艺术结构与审美方式的实现，往往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在抒情性的短篇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里，也有或隐或显的地理空间，它们对文学作品的情感表态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应该由对文学作品地域性的一般性考察深入到对其内部空间结构的分析。

为了深入研究文学作品的内部空间问题，我选择了一部民歌体的《粤讴》作为考察对象。《粤讴》是清代文学家招子庸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粤语文学作品。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曾经指出：“《粤讴》为招子庸所作，只有一卷，而好语如珠，即不懂粤语者读之，也为之神移。”[⑦]1904年，素有“中国通”之称的英国学者金文泰爵士把《粤讴》译成英文，以《广州情歌》为名出版。他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谓“各讴内容，多美丽如画”；又谓《粤讴》可与希伯来诗相比。然金氏又认为：“‘讴’之弱点，在于单调，其言情题目，各‘讴’皆同，翻来覆去，同一意思，同一情感，故每易生厌。”[⑧]金氏对《粤讴》的批评，不能说没有他的道理。许多人读《粤讴》时都曾有过类似的感受。但是我认为，如果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读它，感受就不一样了。我先给它来一个空间定位。我发现，《粤讴》各篇所写之内容与所抒发之情感，实际上可归置于两个地理空间：一个是以珠江为背景的水上空间，另一个是以京师为背景的陆上空间。这样一归置，它们就不再是一些零散的作品了，而是彼此之间有了一种逻辑联系，有了一种时空关系；它们也不再是那种“翻来覆去，同一意思，同一情感”，读来“令人生厌”的“单调”作品，而是用活色生香的粤语讲述的一个催人泪下、令人低回不已的爱情故事。

我认为，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接受过程，实际上存在三组时空关系：一是作品所赖以产生的时空条件，二是作品本身所建构的时空坐标，三是作品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时空联想。就《粤讴》来讲，它有其赖以产生的时空条件，它本身也有自己的时空坐标，尤其是空间这一维度，它的轮廓是清晰的，这就是以珠江为背景的水上空间和以京华为背景的陆上空间；它的时间维度看似不太清晰，但逻辑上是存在着的，需要读者去发现，去梳理。因此，解读《粤讴》过程中的时空联想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不能首先找到它的空间位置，我们就没法找到它的时间线索。如果我们既不能找到它的空间位置又不能找到它的时间线索，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粤讴》，就会像金文泰所说的那样：“各‘讴’皆同，翻来覆去，同一意思，同一情感。故每易生讨。”

《粤讴》是一种篇幅短小的抒情歌词，它不可能像长篇叙事文学那样来建构作品的地理空间，因此就其单个的作品来看，它的地理空间是不够完整和清晰的，但是整体地看，也就是把121首作品综合起来看，《粤讴》所建构的地理空间还是比较完整和清晰的。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来解读《粤讴》，不仅让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也再次证明：文学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对于解读文学作品来讲，无疑是一种独特的、管用的方法。

一部文学作品放在面前，如果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他会首先寻找它的时间线索；如果是一个研究文学地理学的人，他会首先寻找它的空间结构。当然，完整的文学研究应该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但是文学史的方法与文学地理学的方法是有明显不同的。文学史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文学，文学地理学是从空间的角度看文学，角度不一样，方法不一样，审美感受与判断也会不一样。

四、考察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

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简要地讲，就是一句话：即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地貌、水文、气候、生物、自然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宗教、风俗、语言等要素。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以及它们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讲地理环境，往往对人文环境关注较多，对自然环境关注较少。拙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考察文学家的分布成因时，把主要的篇幅放在了对人文环境的考察上，对自然环境只是略有涉及。这种重人文而轻自然的倾向必须改变。

2007年11月，广州大学从事文艺学研究的罗宏教授和我谈起文学地理学。他问我：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说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又问：地理环境包括很多要素，究竟哪一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最重要？我说是气候。他问：你能确定吗？我说：基本上可以确定。

其实在回答他的这个问题时，我还只是凭一种感觉，我并没有对文学与气候的关系做过专门的研究。自从这次谈话之后，我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了。当年12月，我又申报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研究”，第二年6月获得批准。这是我拿到的第二个文学地理类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2008年开始，我又花了三年的时间，集中研究文学与气候的关系。

事实上，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就提到了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里指出：“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⑨]斯达尔夫人之后，法国另一位著名批评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一书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气候影响文学这一提法，可能是受了古希腊思想家的影响，例如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即已注意到人与气候的关系。当然更有可能是受了法国18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影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用了很多篇幅来探讨气候对法律的影响，指出人的精神气质和情感因不同的气候而有很大的差别，处于不同气候带的国家之法律因此也有很大的差别。虽然孟氏并没有提到气候对文学的影响，但是他的基本观点可能启发了斯达尔夫人和丹纳等人。

我认为，气候影响文学这一提法，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无论是对文学批评来讲，还是对文学创作来讲，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遗憾的是，斯达尔夫人等人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他们都只是点到为止。

气候影响文学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必须回答的具体问题：一是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是什么？二是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果这两个具体问题得不到解答，那么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就只能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如果解答了这两个具体问题，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必然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命题。我认为，要解答这两个具体问题，必须借助气候学和物候学的知识，必须借助中国智慧。我通过大量阅读气候学、物候学与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的著作，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终于找到了答案。

我认为，气候是不能直接影响文学的，它必须以物候为中介；物候也不能直接影响文学，它必须以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为中介。物候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气候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它的周期性，一是它的地域性。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物候所反映的是季节的迟早和时序的更替，它的实质是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文学家对自身生命和时间的一种自觉，它的实质也是个时间问题。正是“时间”这个节点，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

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都是生命；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事件，都是以生命个体为中心的事件；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社会，都是以生命个体为元素的社会。这些对象、事件、社会等等，无不反映了生命的种种状态，无不体现了文学家对于生命状态的种种感受、体验、观察、思考和评价。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包含在他对所有生命状态的种种感受、体验、观察、思考和评价之中。

气候通过物候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影响文学家对生活与写作环境的选择，影响文学家的气质与风格，影响文学家的灵感触发机制，进而影响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和内部景观等等。由于文学家对生活与写作环境的选择、文学家的气质与风格、文学家的灵感触发机制，以及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内部景观等等，都是受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所影响、所支配的，所以气候通过物候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完成了它对文学家进而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我的结论是：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化，物候的变化触发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才有文学作品的产生。图示如下：

气候对文学的影响之示意图

气候

↓

物候

↓

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

文学家（对生活与写作环境的选择、气质与风格、灵感触发机制）

↓

文学作品（主题、人物、内部景观）

我的这个结论，还可以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找到印证。如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所谓“四时”，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所谓“叹逝”，就是感叹生命的流逝；所谓“落叶”、“柔条”，就是秋天和春天的两种典型的物候。这四句话的意思，就是讲文学家因四时物候的变化，触发了关于生命的或悲或喜的情绪体验，也就是生命意识。又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里的“气”，就是指“气候”；这里的“物”，就是指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物，也就是物候。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对这几句话的解释是：“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⑩]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实事上，钟嵘的这四句话，可以说是表述了文学创作的全过程：即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化（气之动物），物候的变化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物之感人），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就会诉诸文学作品（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只是过去研究《诗品序》的学者多数未能察觉而已。

由于找到了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以及气候影响文学的几个主要方面，解答了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提出但并未加以解答的问题，所以我主持并独立完成的这个国家项目获得学术界的热情肯定和好评，在2013年结项时，被评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项目”。

当然，气候影响文学，只是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自然环境的其他因素也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只是没有气候的影响这样强大、这样重要而已。自然环境如何影响文学呢？我的结论是：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以文学家为中介，为前提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家的气质与人格的影响，二是对文学创作过程的影响，三是对文学题材、文学地理空间和文学风格的影响。

我考察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考察人文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详见拙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商务印书馆2013年修订版），第二阶段是重点考察自然环境中的气候对文学的影响（详见拙著《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三阶段是综合考察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详见拙著《文学地理学导论》第二章，商务印书馆即出）。

回顾我考察气候对文学的影响这一经历，我深切地感受到：朋友之间的讨论和质疑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同事罗宏教授虽然不研究文学地理学，但是他问我：在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中，究竟哪一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最重要？他这一问，引发了我对文学与气候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如果没有他这一问，我可能就不会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对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就很难引向深入和全面。这件事给我重要的启发。我后来主持召开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每一届年会，都要邀请不同专业的学者出席，包括地理学、历史学、哲学、古典文献学、语言学、文艺美学方面的学者。我的理由是，虽然这些学者并不研究文学地理学，但是他们可以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向文学地理学学者提问，甚至提出质疑。这些提问和质疑，都有助于我们反思，使我们对文学地理学的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更全面一些，也更周密一些。

五、倡导并着手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

文学地理学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研究视角？还是一种研究方法？抑或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补充？应该说，在文学地理学的定位上，学术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我的意见是：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学科。2011年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文学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我的《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目标等问题，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有学者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一份非常简明的文学地理学原理说明”。[11]

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使它成为从属于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的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实证性研究，包括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考察，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的考察，对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的考察，还有对文学景观的考察等等，都是在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做准备。我的想法是，如果实证研究不充分，学术基础不扎实，文学地理学学科是建不起来的。这个道理就像建房子。如果地基不夯实，建筑材料准备得不充足，房子是没法建起来的。

为什么要把文学地理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呢？我的理由很多，这里主要谈三点：

第一，文学地理的研究，必须由一种方法上升到一个学科。如果从周朝人收集和编定《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十五国风”的评价算起，文学地理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至少也有2500年的历史，可是文学地理的研究本身直到今天也没有达到成熟之境。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所使用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而不是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迄今并没有形成。为什么没有形成？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内涵、品质和规范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做支撑，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学科还没有建成。学术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一种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待于它所属的那个学科的建成。例如我们今天研究文学，通常要使用文艺美学的方法、文艺心理学的方法，或者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等等，试问这些方法背后，哪一个没有一个已经建成的学科在做支撑呢？没有文艺美学这个学科，就没有文艺美学的方法；没有文艺心理学这个学科，就没有文艺心理学的方法；没有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就没有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现在有些学者经常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可是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在哪里呢？实际上是还没有建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我们不把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成，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从何谈起？

第二，从空间维度完善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既有史，也有地理。例如历史学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也有历史地理；语言学有语言学史，也有语言（方言）地理；军事学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但是长期以来，在文学这个一级学科，只有文学史，没有文学地理。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乃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而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建立，即可以从空间这个维度来完善文学这个一级学科。

第三、中国学者应该在现代学科建设方面对世界学术有所贡献。20世纪以前，中国有学术，但没有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基本上都是20世纪以来从西方引进的。例如在文学这个领域，文学史是从西方引进的，文学理论（文艺学）是从西方引进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从西方引进的，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等，无一不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没有，当然只有从西方引进。从西方引进，就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有的学科例如文学理论（文艺学），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成本土化的过程，以致学者们一谈到文学理论（文艺学），就“言必称希腊”。我认为，这种状况必须逐步改变。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什么就不能在自己的本土建成一个学科？为什么在学科建设上，在理论问题上，总是要惟西方人马首是瞻？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资源在中国是最丰厚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历史在中国是最悠久的，中国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也是最多的，有关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丰硕的，既然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文学地理学学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建它一个呢？我们在中国本土把它建起来，然后通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让它逐步走向世界，成为全世界都能共享的一个学科，有何不可呢？

当然，建一个学科，并不像发表一篇论文或者出版一本专著那样简单。首先得对整个学科体系有一个顶层设计，决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有三项是最基本的工作：一是学术体系或知识体系建设，二是课程体系建设，三是广泛的学术交流。

1、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或知识体系建设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或者知识体系，我把它设计为五个板块：一是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二是文学地理学原理，三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四是文学地理学批评，五是各种类型的文学地理。[12]

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是本学科的文献根基与思想根基。没有学术史的学科是没有根基的学科。文学地理的研究在中国至少有2500年的历史，在国外至少也有190年的历史，文学地理学的文献资料与思想成果是比较丰富的，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成果进行挖掘和整理，从而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借鉴。目前在我国大陆，已经有部分相关成果问世。前几年，我和门下研究生李伟煌完成过一份《文学地理学研究论著索引（1905—2011）》。[13]当然这个索引是有局限的，只收录了中国本土的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前首都师大的陶礼天教授正在从事这项专门研究，就是挖掘、整理古今中外的文学地理学资源，然后加以研讨。相信不久就会有专著问世。

文学地理学原理是本学科的学术主体或知识主体。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了由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仲凡领衔、我作为主要参与者的一个项目，即“文学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我和另一位学者合作撰写的《文学地理学导论》也已完成初稿，计划20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是本学科的工具系列。广义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一是指导和规定学术研究应该如何开展的规则和程序，二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技术方法。台湾中山大学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值得借鉴。不过总地来讲，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还在探索之中，这一方面的相对成熟的著作，恐怕要等文学地理学学科大体建成之后才能问世。

文学地理学批评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范围是很广的，所有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地理现象，包括大大小小的文学景观，都属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对象。在我国，这一方面的成果是很多的。尤其是21世纪以来，这一方面的成果非常丰硕，仅仅是我和夏汉宁研究员共同主编的《文学地理学》这个年刊，每年都要发表40篇左右的相关论文。华中师范大学的邹建军教授和他的团队，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所谓各种类型的文学地理，是指文学地理既可按地域来划分（如世界文学地理、欧洲文学地理、中国文学地理、湖北文学地理等），也可按文化区来划分（如基督教文化区文学地理，佛教文化区文学地理、吴越文学地理、燕赵文学地理等），还可按语言来划分（如英语文学地理，法语文学地理，葡语文学地理，华语文学地理等），另外也可以按文体来划分（如小说地理、诗歌地理、戏剧地理等）。总之，可以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地理，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夏汉宁和他的团队，在江西文学地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4年，我申报的第三个文学地理类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地理研究”获得批准，由我独立撰写的《中国文学地理》一书也已经完成初稿，计划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或知识体系的五个板块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是这门学科的学术根基，文学地理学原理是这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是这门学科的学术规范与操作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是这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是这门学科的终端成果。五个板块相互匹配，有机衔接，由此构成了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或知识体系的“整体关联性”。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可以不断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不断地容纳新的理论和知识，它的学术体系或知识体系是开放的。我所设计的这个体系，只是就我个人所能想到的而言，并且只能言其大概。相信今后会有人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

2、文学地理学课程体系建设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课程建设，我也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早在2004年，我就开始给广州大学中文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学地理”这门课程，这是中国高校开设的第一门“中国文学地理”课程。这门课程共有72个课时，分两个学期讲授。第一学期讲授“中国文学地理”，第二学期讲授“中国区域文学地理”。从2004年到2015年，这门课程在广州大学开设了11年，应该说是比较成熟了。

从2013年开始，我又给广州大学的本科生开设了一门全校性通识类选修课程，名叫“文学地理景观”。这门课程也有72个课时，也需要两个学期才能讲完。

2015年上半年，我又把“中国文学地理”这门研究生课程作为中文本科的选修课程来开设。

“中国文学地理”和“文学地理景观”这两门课程都有完整的讲义，其中“中国文学地理”还由超星学术视频于2012年至2013年拍摄制作成网络公开课程，现在这门课程的部分内容已可在超星学术网上看到。

无论是“中国文学地理”和“文学地理景观”，都深受学生欢迎。在广州大学，每个学期选修这两门课程的人数都超过300人。

我计划在明后两年，再开设一门“文学地理学概论”。目前《文学地理学导论》这本书的初稿已经完成，只需增加一些复习思考题，即可把书稿变成教材。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地理学的课程建设还只是一个初步，还没有形成一个课程体系。目前国内除了广州大学，其他高校还很少开设这一类的课程。而要让这类课程在全国高校推开，乃至由文学选修课上升为文学基础课，恐怕有待于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进入教育部学科目录。按照中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这个愿望可能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实现，但也有可能很快就会实现。

3、文学地理学学术交流

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交流是有成效的。文学地理学作为近年来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一个新兴学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老、中、青三代学者的认同，成为文学领域的一个热门学科，与其成功的学术交流是有关系的。

文学地理学学术交流的平台较多，国内许多大学、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网站、论坛等都积极参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交流，为文学地理学的传播和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就表示，系统地出版我个人的文学地理学著作，完成一本出一本，自2012年以来已经出版了三本，还有两本也列入了出版计划。还有《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动态和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活动一直都很关注，自2011年以来，每年都要发表多篇相关新闻和深度报道。还有超星学术视频，早在五年前就制作了梅新林教授的文学地理学讲座视频，三年前则制作了我的“中国文学地理”课程视频。

我在这里要重点介绍一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年会”这个交流平台。2011年11月11日至13日，由广州大学中文系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的60多位学者一致联名倡议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并按照程序选举产生了学会的组织机构。从此，“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年会”就成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2012年12月，广州大学副校长徐俊忠教授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汪玉奇研究员提议把“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年会”建成一个文化品牌，于是我和夏汉宁研究员就设计了一个“2+1模式”，即每届年会都由广州大学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牵头主办，另外再找一家机构（大学、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杂志社等）作为新的合作伙伴，三家共同主办。这个“2+1模式”的好处，就是可以保证年会的年年召开，既稳定，又不至于封闭，因为每一届都要找一个新伙伴。2011年以来，我们已经成功地主办了四届年会。每届年会闭幕之后，我们都要编辑出版一本《文学地理学》年刊，随时向社会发布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年会”是一个开放型、创新型的学术年会，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学术机构的学者，只要提交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论文，就可以受到邀请出席年会；任何出席年会的学者，只要其论文具有新观点，或者新视角、新材料、新方法，就可以在会上发言。不搞论资排辈，也无门户之见。2014年暑假，陕西有一位副教授由于申报教授而不能参加在兰州举行的第四届年会，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年会是我所参加的所有学术会议中，唯一不搞论资排辈、唯一没有门户之见的会议。”这是大实话。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本土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创新”二字。作为学会的负责人，我一再强调：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必须以极大的热情和多方面的措施鼓励学术创新，时刻注意发现新人，着力培养新人，绝不允许“论资排辈”、“门户之见”这一类的陋习浸染本学会。

出席“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年会”的学者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据统计，自第一届年会以来，历二、三、四届年会，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市、自治区（含港澳台）都有学者与会，与会人数最多时达230余人。自第二届年会开始，每届年会都有日本、韩国的学者与会。在第四届年会上，韩国学者竟多达九位。第五届年会定于2015年8月在日本福冈举行。从这一届年会开始，“中国文学地理学年会”将尽可能多地在国外举行。通过在国外举行年会，逐步扩大文学地理学在国际上的影响。

总之，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新兴学科，还在建设之中，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真正建成，还需要一些时间，还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衷心感谢母校对文学地理学的关心和支持！本文若有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州大学bet365.net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

[①] 2013年11月，《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版。修订版纠正了初版中的某些文字错误，增补了“中国历代文学家族之地理分布”这一章，并在“修订版前言”中回答了读者提出的几个问题，篇幅比初版增加8万余字。

[②]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69页。

[④]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14、319—320、324、335页。

[⑤]黄霖《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⑥]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⑦]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53页。

[⑧] 金文泰《〈粤讴〉英译本序》，引自冼玉清《招子庸研究》，《岭南学报》第8卷第1期（1947年）。

[⑨]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147页。

[⑩]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2页。

[11] 李仲凡《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3期。

[12]参见曾大兴、李仲凡《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曾大兴教授访谈录》，《学术研究》2013年第8期。

[13]李伟煌、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2—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