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大兴教授，湖北赤壁人，文学博士。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文学地理学、词学与广府文化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文学地理学研究》、《柳永和他的词》、《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等。曾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年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发起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主持召开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1—4届年会，主编《文学地理学》年刊第1—4辑，在国内学术界产生重要反响。本刊特委托青年学者钟键芬就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对其进行专访，并在第一时间刊布，以飨读者。

一、 文学地理学主要研究哪些方面的问题？

钟健芬：曾老师您好！文学地理学研究是目前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国内关于文学地理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不同看法。作为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会长，您认为文学地理学主要研究哪些方面的问题？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由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简要地讲，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句话表明，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状态：一方面，地理环境影响文学；另一方面，文学也对地理环境构成某些影响。既如此，一系列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第一、地理环境是如何影响文学的？或者说，它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第二、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有哪些？结果又是什么？第三、文学又是如何影响地理环境的？或者说，它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地理环境？第四、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什么？事实上，地理环境只能通过文学家这个途径来影响文学，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和结果只能通过文学作品看出来，文学只能通过文学接受者这个途径来影响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则是文学景观与文学区的出现。因此，关于以上这几个问题的解答，就不能不包括以下这几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第一、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所谓地理环境，就是人类活动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包括地貌、水文、气候、生物、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教、风俗、语言等要素，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文学也能对地理环境构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在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中，哪些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最为重要？它们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文学又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地理环境？这些问题都是文学地理学所必须研究和解答的问题。

第二、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关于文学家的研究，不同的学科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文学地理学只能从地理这个角度来进行。它必须考察文学家（包括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以及那些带有地域性质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与文学活动中心）的地理分布，包括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结合有关背景材料和文学作品本身，分析文学家所接受的本籍文化与客籍文化的影响，从而了解文学家的地理基因、地理体验、地理情感和地理认知。因为地理环境只有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基因、地理体验、地理情感和地理意识才能对文学作品构成影响。

第三、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地理环境通过文学家这个途径来影响文学，文学的完形型态则是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因此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心只能是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包含思想、情感、题材、人物、意象、体裁、语言、风格等诸多要素，如果这些要素具有地域性，再通过文学家的创造完成空间组合，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形态各异的地理空间。这些形态各异的地理空间既有客观世界的投影，又包含了文学家的主观想象、联想和虚构，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也是地理思维与文学思维的统一。因此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必须把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作为重中之重。

第四、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的意义和特点是通过文学接受这一环节才得以显现的，文学接受者参与和最终完成了作品的创造。文学地理学吸纳了这一观点。文学地理学认为，正是通过文学接受者这个途径，文学实现了对地理环境的某些影响，尤其是对人文环境的影响。文学接受离不开文学传播，因此文学地理学既要研究文学接受，也要研究文学传播，包括文学传播的源地、路径、边界、特点和效果等等。文学史也研究文学传播，但它所关注的重点是纵向传播或历时传播，文学地理学所关注的重点则是横向传播或共时传播。

第五、文学景观。文学景观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文学的另一种呈现，但不是传统的纸质呈现，也不是新兴的电子呈现，而是一种地理呈现。许多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虽是已然存在的，但是知名度并不高，只是由于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作用和影响，它们的知名度才得以提升，甚至名满天下，于是这些景观就成了文学景观。例如黄鹤楼、滕王阁、小鸟天堂等。还有一些景观原本是不存在的，是人们根据文学家的事迹和文学作品的内容而专门建造的，因而是很纯粹的、原生态的文学景观，例如桃花源、东坡赤壁等。传统的文学研究并不涉及文学景观，文学景观研究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独特内容。

第六、文学区。所谓文学区，是根据不同地区呈现的文学特征的差异而划分的一种空间单位。文学区又可称为文学区域、文学地域或文学圈，它是以相对稳定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为依托，由一定数量的在特征上比较接近或相似的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接受者和文学景观）所形成的一个分布范围。文学所赖以产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有差异，文学的特质与风貌也会出现相应的差异，根据这两种差异，世界各地可以划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学区。文学区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典型范本，文学区研究则是最能集中体现文学地理学研究之特色的内容之一。

以上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文学地理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钟健芬：我注意到，您在接受李仲凡博士的专访时（钟按：见《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曾大兴教授访谈录》，《学术研究》2013年第8期），提出文学地理学的知识体系有五大板块，即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文学地理学基本原理、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和各种类型的文学地理。那么您现在讲的六个方面的问题，与您先前讲的五个板块是个什么关系？

曾大兴：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均属于文学地理学基本原理这一板块，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基本原理才是文学地理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其他四个板块也都是文学地理学需要研究的问题，也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文学地理学基本原理。文学地理学基本原理所研究的是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基础理论。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学科的基础理论，三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所以说，这六个方面的研究属于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它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二、 文学地理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钟健芬：您讲文学地理学时，多次把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做比较，您觉得文学地理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曾大兴：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区别，或者说“四个不同”。

首先是研究对象不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也就是研究“空间的文学与文学的空间”，而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则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研究它的起源、发展和演变。

第二是视角和视野不同。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是地理、空间的视角；文学史的视角是历史、时间的视角。文学地理学的视野是“纵横八万里”，文学史的视野是“上下五千年”。

第三是思维不同。文学地理学的思维是“文学+地理”的思维，文学史的思维是“文学+历史”的思维。

第四是方法不同。具体来讲又包括这样几点：

其一，文学史用“系年”的方法，文学地理学用“系地”的方法。例如《唐宋词人年谱》、《中古文学系年》、《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等，就是用的“系年”的方法。文学地理学不一样，它用“系地”的方法。例如一个作品是在哪里产生的？一个作家一生到过哪些地方？他在这些地方写作了哪些作品？一种文体的代表作出现在哪些地方？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时段的文学名作出现在哪些地方？等等，都要搞清楚。据戴伟华教授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一书介绍，他和他的团队结合自己和其他学者的考证结果，已建成《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国内还有不少学者也在做类似的研究，相信不久便会有很多这样的成果问世。

其二，文学史用“分期分段”的方法，文学地理学用“区域分异”的方法。例如“先秦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初唐文学”、“盛唐文学”、“中唐文学”、“晚唐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十九世纪文学”，等等，就是这种“分期分段”方法的产物。“分期分段”的方法有其优点，就是可以让人们看到一个朝代、一个时期或者一个时段的文学的大致情形。但是这个方法也有它的弊端。因为文学有它自身的规律，它的发展不完全是由时代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决定的。有时候，政治上很混乱，经济上也不景气，但是文学却很繁荣。例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汉末年，“五四”前后，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乱世，可是文学却很繁荣。这方面的例子在古今中外可以说不胜枚举。如果一律按照政治或经济的发展轨迹来描述文学的发展历程，就会流于简单化，许多问题也解释不通。例如研究唐代文学史的学者习惯于按照唐代政治史的轨迹，把唐代文学史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认为初唐的文学比较幼稚，盛唐的文学达到鼎盛，中唐的文学在成熟中有些新变，晚唐的文学就衰落了。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唐代文学的实际。例如初唐出现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这样的千古不朽之作，你能说它幼稚吗？晚唐出现了李商隐、杜牧这样的杰出诗人，还有温庭筠、韦庄这样的杰出词人，你能说它衰落吗？还有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习惯于把1949年以来的文学分为三个时期：“十七年的文学”，“文革十年的文学”，“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这种分法实际上就是按照某些政治人物的观点来分的。但是这种分法本身就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因为“十七年”与“文革十年”是没法分开的。如果没有“十七年”的一贯“左”，怎么会有“文革十年”的“极左”呢？“十七年的文学”与“文革十年的文学”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文学，它们在本质特征上是一致的，根本没法把它们分开。由于文学的“分期分段”方法出现了很多弊端，往往不能反映文学的实际面貌，甚至误导读者，因此人们对这种方法就比较厌倦了，于是有一部分学者就用起了文学地理学的“区域分异”的方法。

所谓“区域分异”的方法，就是按照不同的区域来考察和研究文学。按照“区域分异”的方法，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可以分为五个板块：大陆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的大陆文学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但是另外四个板块的文学并非这样。而且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又各具特点，需要联系它们所产生的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来考察。为什么1979年以来，大陆许多学者转而从事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呢？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文学是有地域差异的。讲中国文学，不能不考虑它事实上存在的地域差异。也正因为许多学者从事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和推介工作，所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性、多样性与丰富性。这就是文学的“区域分异”研究所带来的好处。当然，大陆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过去有，现在更明显，只是在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年代，在文学的“分期分段”方法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这种差异性被忽略了，或者说被遮蔽了。

其三，无论是文学史研究还是文学地理学研究，都离不开比较的方法。但文学史用的是“历时比较法”，或者“纵向比较法”。如果借用比较文学的一个概念，这种研究可以称为“影响研究”。不过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强调的是“外来性”，文学史的“影响研究”强调的是“本土传承性”，即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把唐诗和宋诗进行比较，把宋词和元词、明词、清词进行比较，把柳永的词和关汉卿的曲进行比较，就属于这种研究方法。

文学地理学用的则是“区域比较法”，也种比较属于“共时比较”，或者“横向比较”。如果借用比较文学的一个概念，这种研究可以称为“平行研究”。不过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进行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平行研究”不是这样，它不能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它必须用事实说话。它需要“实证”。例如齐鲁文学与中原文学的比较，中原文学与西北文学的比较，吴越文学和岭南文学的比较，荆楚文学和巴蜀文学的比较，中国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的比较，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比较等，就属于这种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法”可以由一个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扩大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比较的对象之间可以有直接关联，也可以没有直接关联，甚至可以没有关联。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它不能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它只能用实证的方式和归纳的方式。

其四，文本研究方法不一样。无论是文学史研究还是文学地理学研究，都把文本研究作为重点。但是二者的方法不一样。例如文学史研究在分析文学作品的人物时，习惯于按照时间线索追寻人物的情感历程、性格走向和命运轨迹；文学地理学研究在分析文学作品的人物时，要密切关注他（她）所处的空间。空间变了，人物的情感、性格、命运就会有变化。例如孙悟空在花果山是一种自由洒脱的性格，在天宫是一种叛逆的性格，在取经路上就很复杂了，有时叛逆，有时顺从，有时妥协，但很少自由洒脱了。贾宝玉在他父亲的书房里是一种怯懦的性格，在大观园里是一种率真的性格，最后在常州毗陵驿附近，就是一种完全超脱的性格了。人物的情感、性格、命运，与他所处的具体的地理环境和具体的空间是有重要关系的。同样一个士大夫，在朝堂是一种性格，在祠堂是另一种性格，在卧室里更是另一种性格了。

其五，在考察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时，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地理学研究都要使用“文献研究法”，但是文学地理学除了使用“文献研究法”，还要使用“田野调查法”，要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台湾学者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就属于这种性质。简氏在《唐诗现地研究》一书的“自序”中介绍说：“现地研究法，简单说来，就是把本来只在书房里做学问的方法，移一步，到古人写作的现地去，文献资料在这里考核，诗句内容在这里印证，从而得到更接近作者真实的诠释。”简氏解释说，他所谓的“现地”有三：“一是真实的山川大地”；“二是曾经亲历其地者所记录的世界：传世的诗文、碑志、专书等等，都是写于当时人之手，如果从记录当代的眼光来处理这些文献，便可以得到现地资料的效果”；“三是古人生活的客观条件。了解古人的生活越多，便越容易接近古人写作的场域，而这些资讯往往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可直接作为证物，如五更昼夜的算法、桥梁道路的网络、律令民生的规范、车马人行的程数、官职升迁的常变，乃至于煎茶与点灯等细微之处，不胜指数”。可见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的内涵比单纯的“文献研究法”或“田野调查法”要丰富，它实际上是“文献解读与现地测量”相结合。简氏总结说：“现地研究，并不只是历史地理的探讨，它是立足在文学研究上，尽一切可能向原作者时代收集物证，并以严谨的论证过程和现代仪器程式进行检验的鉴识科学。”当然，他这种方法只能用来考察和研究文学作品所产生的背景，不能用来研究文学作品本身，也就是不能用来研究文本。因为他这种方法的本质在“徵实”，而文学作品是有虚构的。例如莫言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与现实生活中的高密东北乡是有差异的，我们可以用“现地研究法”来重现莫言写作的环境（写作的场域），但是不可能重现他在作品中所营建的那个“高密东北乡”。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它并不是生活中的那个高密东北乡的简单复制。

三、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有什么特点？

钟健芬：您曾经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中提过，文学地理学学科是由中国学者倡导建立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创造”（钟按：见曾大兴著《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2月版）。那您觉得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有些什么特点？

曾大兴：我想有这几个特点。第一，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观乐时对“国风”的评价，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地理学言论。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那一年孔子才七岁，离今天则有2559年。据我所知，西方最早的可以称为与文学地理学有关的言论出自法国学者迪博（1760—1742）的《关于诗与画的批评意见》（1719）这本书。如果把他这本书的出版时间作为西方文学地理学言论出现的标志，把季札观乐时发表的那一番议论作为中国文学地理学言论出现的标志，那么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比西方要早2263年。

第二，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在世界上是最多的。前几年，我和研究生李伟煌合作完成了一个《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根据我们的统计，从1905到2011年，仅仅是在中国大陆的纸质刊物上发表的与文学地理学有关的论文就有1126篇。后来我发现，我们这个统计有遗漏。今天早上，我打开百度搜索，输入“文学地理”这四个字一查，发现相关论文竟多达23278篇。这些论文有的是发表在纸质刊物上的，也有的是发表在网络上的，但都是用中文写的，都是中国学者的论文，包括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学者的论文。因此可以说，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在世界上是最多的。

第三，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注重实证研究。中国学术有一个悠久的“徵实”传统，也就是讲求实证。中国较早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多数是研究古代文学出身的。古代文学研究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就是重考据，因此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有很浓厚的实证色彩。以我个人为例。我从1987年开始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迄今为止出版了四本文学地理学专著，发表了60多篇文学地理学论文，完成了三个文学地理学方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还有六个省、市级项目，可以说，大部分都属于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就是讲证据，就是“拿证据来”，一切靠证据说话。不是从一个观点推导出另一个观点，不是用演绎法，而是用归纳法。所有的观点都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归纳出来的。这就是实证研究。这是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当然这个特点也导致一个缺点。这个我等会再讲。

第四，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已经形成多学科参与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由古代文学学者发起的，当时的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是以古代文学学者为主体，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格局开始有所改变。今天的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中，除了古代文学学者，还有相当多的现当代文学学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者，还有一些文艺学学者、美学学者和古代文论学者，还有文化地理学学者。也就是说，今天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已经形成多学科参与的格局。

第五，文学地理学在中国已成“热门”。在中国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中，青年学者占了一半。据统计，1990年以来发表的文学地理学论文中，硕博论文占了三分之一。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一个硕士生或者博士生选择什么样的题目作为他的毕业论文，不仅与他的爱好有关，也与他今后的学术走向和发展前景有关，他的选题是很慎重的。1990年以来，三分之一的文学地理学论文是青年学者写的，这就说明这个学科赢得了青年学者的青睐，这就预示着这个学科有一个光明的前景。首都师范大学的陶礼天教授指出：1992年以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已成“显学”。他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我一般不用“显学”来称文学地理学，我担心有人会有不同意见。但是称它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应该是可以的吧？

四、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钟健芬：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是一门有着光明前景的学科。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学地理学学科在它的发展建设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曾大兴：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很难推动这个学科的健康发展。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问题或不足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理论研究比较欠缺。我刚才讲到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实证研究的成果很丰富，但是这个特点同时也意味着存在一个缺点，就是理论研究比较欠缺：一是数量不多，二是理论色彩不浓。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学者多数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出身的，这些人对中国古代文论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对西方文论则不太熟悉；还有一部分人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出身的，这些人对西方文论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则不太熟悉。好在大家都意识到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比较欠缺这个问题，也意识到了自己在理论上的某些局限，正在努力完善知识结构，力争在理论研究上有所提高。不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第二，专业水平不够高。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也是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人既要懂文学，又要懂地理学。中国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有两拨人：一拨是文学学者，一拨是文化地理学学者。当然，在国外也是如此。文化地理学学者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借用文学的材料来解决文化地理方面的问题，他们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他们对文学的熟悉程度自然不如文学学者，尤其是在文学文本的分析方面，他们还不够深入，不够细致，不够到位，还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文学学者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用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来解决文学的问题，他们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由于他们不是学地理出身的，他们对地理学的熟悉程度肯定不如文化地理学学者，尤其是在地理技术方面，如测量、制图、模型设计等等，他们的局限就很明显。总之是各有局限。由于各有局限，使得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专业水平还不够高，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当然，在国外也存在这个问题。好在国内这两拨学者也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正在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正在互相学习。例如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召开年会，都会邀请文化地理学者出席并发表演讲；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召开年会，也会邀请我们出席并发表演讲。

第三，地理意识不够强。中国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中，非地理专业出身的学者占了绝大多数；而在这些人中，从事文学史研究出身的学者又占了绝大多数。这两个绝大多数，使得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是地理意识不够强。许多研究者不仅缺乏地理学的专业训练，还在思维上受到文学史的惯性思维的影响。有些研究课题，例如文学家族研究，地域性文学群体研究，本来属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但是最后的成果都像文学史，缺乏地域感和空间感。当然，关于文学家族和地域性文学群体的研究，也需要梳理它们的发展脉络，也需要有历史的眼光，但是同时也需要考察他们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做空间分析。文学家族有两个特点：一是血缘性，一是地域性。考察他们的血缘关系，需要用历史的方法；而考察他们的地域性，则非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不可。地域性的文学群体也有两个特点，一是传承性，一是地域性。考察前者需要用文学史的方法，考察后者则非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不可。但是我们发现，这两类成果都没有较好地使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给人的感觉就是历史意识比较强而地理意识比较弱。

第四，地方本位主义的某些干扰。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一样，都要有地方意识，都要有地方感，但是不能有地方本位主义。地方本位主义的实质，就是从本地现实利益出发，把学术研究变成一种现实功利行为，不尊重客观事实，缺乏国家意识，缺乏大局观念，既功利，又狭隘。文学地理学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地域文学。什么是地域文学？按照我们的界定，就是在某个地域产生的、受到某个地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具有某个地域的自然和人文特点的文学。地域文学是由本地作家和流寓本地的外地作家共同完成的。也就是说，地域文学的作者既有本地作家，也有籍贯在外地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客居本地的作家。作家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因此许多人往往要参与多种地域文学的创作。例如杜甫是河南巩义人，他在河南创作了很多作品，所以《河南文学史》自然要写到他。但是他一生还到过很多地方，今天的山东、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湖南等地，他都去过，都留下了不少好作品，所以上述各地的文学史都会写到他，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作家能不能进入某种地方性的文学史，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他的籍贯，一是他的作品的产生地。但是我们发现，有的地方在编纂地方性文学史时，或者在评选当地历史文化名人时，往往把一些只在本地短暂逗留过，但是并没有在本地留下作品的外地作家也算进来，以此证明本地人才济济，文化底蕴浓厚，文化资源丰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奖励当代作家的时候，往往只奖励本地作家，不奖励那些虽然籍贯在外地，但是客居在本地，且在本地留下了优秀作品的外地作家。以上两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不了解地域文学的真正含义？还是有意曲解地域文学？如果是后者，那就是地方本位主义在作怪。201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钟按：参见朱翌、黄珊《文学地理学：追寻文学存在的根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2日）因此我们要正确理解“地域文学”这个概念，要排除地方本位主义的干扰。

第五，应用研究比较滞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实证研究的成果比较多，理论研究的成果比较少，应用研究的成果更少。当然国外的文学地理学应用研究成果也很少。我说的应用研究，是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现实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或者说是把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为社会服务。在这一方面，经济地理学是做得比较好的，文化地理学也做得比较好。文学地理学滞后一点，但也可以大有作为。例如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上，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尚意教授就提交了一篇应用研究的论文：《浅析现代文学在社区景观设计中的作用》。这篇文章选择北京天坛街道的金鱼池小区，分析老舍的《龙须沟》对其景观设计的影响。老舍的话剧《龙须沟》是以真实的地点为背景创作的作品，周尚意教授和她的团队应邀为这个地点所在的金鱼池小区做景观设计时，就较好地利用了老舍话剧中的文学元素。这就是一种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应用研究。

文学地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学景观研究。这种研究既是一种基础研究，也可以是一种应用研究。中国现存的文学景观很多，据我统计，最著名的文学景观有近200处。文学景观的研究可以为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服务。文学地理学的应用研究前景也是很广阔的。

五、 文学地理学研究能够为文学理论提供什么样的思想？

钟健芬：那您觉得文学地理学研究能够为文学理论提供什么样的思想呢？

曾大兴：文学理论这个学科改名字了，以前叫文学理论，现在叫文艺学。当然许多人由于习惯，还是叫它文学理论，简称文论。

我最近对中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历史和现状做了一个初步的梳理。我的印象是：在现有的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史的思想很多，关于文学地理的思想很少。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点，西方近代文论中有一点。当代文论中几乎没有。当然，中国没有当代文论，中国学者所讲的当代文论是从西方引进的。

那么，文学地理学研究能够为当代的文学理论提供什么思想呢？我想应该是很多的。例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途径、方式、特点、差异和效果，文学作用于地理环境的表现、途径、方式、特点、差异和效果，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个性、人格、创作风格之影响，文学家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排斥与妥协，文学家的地理基因、地理感知、地理叙事，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之特点、成因和规律，文学作品的空间结构与功能，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文学接受的地域差异，文学传播的空间格局、路径、特点与差异，文学景观的形成机制、多元价值与意义累积，文学区的形成机制、本质特征与划分原则，文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之关系，文学的地域性与普遍性之关系，等等。

杨义教授讲：“好端端的文学研究，为何要使它与地理结缘呢？说到底就是为了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钟按：见杨义著《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在他看来，当代文学研究是不接“地气”的。我赞成他这个观点。不过我认为，既然不接“地气”，那就不能说是“好端端的”，而是有缺陷。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不接地气。当代文学研究为什么会不接地气呢？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当代文学理论不接地气。文学理论不接地气，不能给文学研究提供应有的思想和观念。所谓不接地气，就是脱离文学创作的现实，解释不了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解释不了文学的地域性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在当代文学理论界，有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各种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学家的视野更为开阔，因此文学的地域性也在不断消失。可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是不是这样呢？完全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结束之后，中国即开始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这个开放的程度、开放的规模，可以说是空间前的。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外文化的交流确实日益频繁，中国作家的视野确实更为开阔，可是中国文学的地域性消失了没有呢？可以说，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强烈。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大凡有一定影响的、能够被读者所记住的作家，往往就是那些地域意识比较强烈，作品的地域色彩比较浓厚的作家。例如黑龙江的迟子建，新疆的刘亮程，陕西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山西的李锐，北京的刘恒，天津的冯骥才，河北的铁凝，山东的张炜、莫言，河南的刘震云，四川的魏明伦、阿来，湖北的方方、池莉、陈应松，湖南的叶蔚林、韩少功，上海的王安忆，江苏的汪曾祺、陆文夫、苏童、范小青，浙江的李杭育、余华，贵州的何士光，广西的鬼子、东西，等等，他们哪一个不是由于自己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而被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强烈的地域性，谁能否定？谁又否定得了？因此我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文学的地域性正在消失”这个观点，并不符合当代文学的实际，这个观点是不接地气的，它是一个虚假命题，一个伪命题。

“地气”这个词，最早出自《周礼?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植物、动物的存活生长需要接地气，“百工之事”需要接地气，人需要接地气，文学作品需要接地气，文学研究、文学理论也需要接地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是接地气的，但是文学研究不接地气。文学研究不接地气，是因为文学理论不接地气。文学理论不接地气，是因为它是从西方引进的，它的话语体系全是西方的。而西方文论在中国是不接地气的。

当代西方文论并不关心文学的地域性问题。西方文论自古以来一直强调文学的虚构性、“游戏”性和表现心灵世界的自由创造功能。在西方19世纪，由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一度兴盛，以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批评曾经注意到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但是这种批评并没有持续多久。20世纪初期，形式主义批评在西方兴起，人们开始着重关注文学的内在形式问题。到了英美新批评流行的阶段，则明确主张文学批评要把文本的内部世界和外在环境区分开来。而结构主义批评则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内部结构。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文学主张文学作品更多地承担起思考人类命运的哲学重任，西方文学更加显示出“抽象思辨”的特点，与此相关的西方文论更是“玄之又玄”。因此，要想从当代西方文论中找到解释文学的地域性问题的理论和观念，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我的同事，广州大学讲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罗宏教授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文学地理学可以对文学理论形成倒逼之势”。“倒逼”它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倒逼”它接上“地气”。具体来讲，就是促使文学理论学者参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思考文学地理学的诸多理论问题，然后从中汲取有关的思想和观念，使文学理论接上“地气”，使它能够面对当代文学创作的现实，能够对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的地域性等问题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六、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与专业人才的培养

钟健芬：您讲过，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中，青年学者的论文（包括硕博论文）占了三分之一。那么据您了解，在中国的大学里，开设文学地理学这门课程的多吗？您怎么看待文学地理学专门人才的培养问题？

曾大兴：我说过，一个学科的建立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确定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二是有一套学科的基础理论，这个问题正在解决；第三是要培养专业人才，包括开设有关课程，设立有关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由于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上没有它，所以多数的大学都没有开设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课程。我本人从2004年开始给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学地理”这门课程，至今讲了11年。我自己撰写了一本《中国文学地理》当作教材来使用。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超星学术视频用了一年时间把我这门课程随堂拍下来了，一共72个课时。现在可以在网上看到。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我又把这门课程下延到本科阶段，即给全校的本科生开设这门通识类选修课。今年上半年，我又给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开设这门专业选修课。我这门课程是很受学生欢迎的。我的想法是：我先开，积累一点经验。等《中国文学地理》这本书正式出版后，再建议别的高校的朋友也来开设这门课。总之，我们要动员更多的高校来开设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课程。如果全国各主要大学都能开设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课程，那么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就是一个很有力的推动。现在各个大学都还没有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硕士点或博士点，但是在相关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上设有文学地理学方向。例如杨义教授、梅新林教授、邹建军教授所在的博士点，就有文学地理学方向的博士生。邹建军教授在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开展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可以借鉴。（钟按：见邹建军著《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授文学地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9月版）当然，就全国来讲，文学地理学的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钟健芬：感谢曾老师在百忙之中抽空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通过这次访谈，我自己受益匪浅，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篇访谈，希望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取得新的成绩！

（原载《世界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