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广州乞巧民俗特色放在广州传统村落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从活动目的,活动单位,活动形式和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对照,从而得出当代广州（广府）乞巧文化的特征:仍然以村落宗族祠堂为单位,摆巧、拜仙、乞巧、吃七娘饭、看七娘戏等，巧女巧男齐上阵，围绕得巧，斗巧，赛巧而进行传承。后来正是扎根于传统村落的活动形式，使乞巧风俗在广州得以延续和发展。从而引伸到传承发展非遗文化和保护广州传统村落的关系。

一、村落祠堂是乞巧文化的根

在中国古代，家族观念根深缔故，一个村落往往生活着一个姓氏家族或者几个姓氏家族，在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建立本族群的家庙祭祀祖先，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祠堂”之名最早出现于汉代，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在文化层面上讲，祠堂既有祭祀的功能，也有端正和延续风俗的作用，承载着族人的精神归属感和价值认同感。但凡族里重大活动或重要节日庆典，都会在祠堂举办，很自然，祠堂也就成为族群竞相展示风采的场所。像我从小生活在广州城里的人，认识祠堂是从民俗节庆开始，如每年的清明节在祠堂拜太公，分猪肉；端午节回乡看扒龙舟，在祠堂吃龙船饭，但都没有这些年在广州天河区珠村、车陂村的祠堂，在黄埔区的横沙村各姓氏祠堂看“摆七娘”（即摆七夕）过乞巧等那般印象深刻。

1、在祠堂摆七姐成俗例

2001年时任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我收到一份来自天河区沙河文化站的请柬，请柬上简单介绍了广州的七夕民俗乞巧来源，邀请我去珠村参观，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七夕在广州民间叫做“摆七娘”。七月初六傍晚，珠村村民潘剑明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一个貌不惊人的祠堂——以良潘公祠。一迈进天井，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只能用“惊艳”二字来形容，八仙桌上在一个珠村牌坊的引领下，摆着琳琅满目的小巧展品，有三支尺多高的芝麻梅花香，七个“斋塔”，两边摆有七姐秧和拜仙菜，里面摆有牛郎与织女等人物，有典故“鹊桥相会”的鹊桥造型，还有“花木兰巡营”等一套套传统故事人物及众多工艺花果，四周围摆满着各式谷花、米花、瓜子壳花、珠花、珠片花等等。这就是七夕期间在村落的宗族祠堂摆贡台祭拜七姐，民间所说的“摆七娘”，在广州消失了三四十年的民间传统节日“乞巧节”，在天河区珠村的以良潘公祠“复活”了，珠村乞巧就这样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广府乡村传统习俗，祠堂主要是男性当家，是男性的活动场所，珠村也不例外，只有几年一次的“摆大七娘”才会设在祠堂里摆，一般年成的七夕就摆“小七娘”多在村的公屋或“妹仔屋”或“姑婆屋”里摆。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在祠堂摆“大七娘”，这就不是几个妇女玩的小事，而是上升到整个宗族的大事，需要族长、父老参与决策，女子主持。虽然几年才一次，但七夕节期间女子当家倒是破了多年“女不进祠堂”的封建俗例。进入21世纪，在广州天河珠村、番禺潭山村、凌边村，还有黄埔的横沙村、茅岗村等村落，每年在村祠堂或村会所里摆七夕渐成俗例，村落的七娘会以宗族祠堂为单位,在祠堂摆巧、拜仙、乞巧、吃七娘饭、看七娘戏等，巧女巧男齐上阵，围绕得巧，斗巧，赛巧而进行传承。广州市民要过乞巧节，都得去村落祠堂看乞巧，和村民一起过节，这成为广州乞巧节的特色。

2、从乞巧牌坊看姓氏祠堂文化的血脉传承

人们每到一处村落祠堂看乞巧供案（俗称摆七娘），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牌坊，牌坊上面写有村落祠堂的名称，标志这台七娘是属于哪个村哪个社坊的。乞巧牌坊在众花众果众人的前呼后拥中，当仁不让地站在乞巧供案的前头，这是一台七娘的标志和门面。

民俗文化与传统村落是血脉关联，广州地区各村扒龙舟是以氏族宗祠为单位，龙船上的神也是本宗祠的。同样的，乞巧节的摆七娘，广州天河、番禺、黄埔等村的乞巧牌坊也在本祠堂显示本族群的来源，如珠村乞巧供案上有的牌坊写上“荥阳”，车陂梁氏牌坊写“安定”，番禺潭山村许氏祠堂的供案牌坊写“高阳”郡，缘自表明该氏族从中原迁徙而来。牌坊是村的徽号，不论你将村子迁徙哪里，牌坊是不会变的，表明村中各姓氏祖先来自“荥阳郡”、“安定郡”、“太原郡”。珠村摆七娘有的牌坊写上“荥阳”，潘姓以“荥阳”为堂号；珠村钟氏，以“颖川”为堂号，是黄帝第59世孙钟接的后代。实际是表示表示本村源自中原（河南）荥阳郡。

起初笔者走进车陂村，看到梁氏族人供案中那一个大型门楼的门楣正中那“安定”两个大字，以为这是民众一种美好愿望，希望天下安定，人心安定，后来才知“安定”即为中原的“安定郡”。还有那在乞巧供案中摆的《六国大封相》，用行家话说，《六国大封相》为台柱，任何一台“乞巧”，只要先把《六国大封相》一摆上，这台乞巧就有了中心，定格了，其他所有工艺品都围绕着它展开。。

《六国大封相》是一部著名的传统历史戏剧，说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中国处于秦、楚、燕、赵、齐、魏、韩等七国乱战中，即粤语常说的“七国甘（这么）乱”的战国时期，六国联合一致抗秦的故事，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两千多年来天下该发生了多少事？中国古代各种神话、故事也多如满天繁星，而且六国抗秦失败，最终还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为什么“摆七娘”会单单选中这场失败的反秦战争来作“乞巧”的公仔来摆？似乎没人说得清楚，是否与这些古村落的家族均是在宋代遭受异族入侵才从中原逃难到本地，对那段被强敌入侵受尽欺凌的耻辱没齿难忘，便以乞巧公仔的形式于每年七月摆到桌面上来，警示子孙万代要团结一致，与入侵敌人血战到底？！

南宋是南粤七夕乞巧活动的兴旺时期。南宋诗人刘克庄（1187-1269）的：“瓜果跽拳祝，睺罗扑卖声，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写出了千百年前粤人通宵乞巧的盛况，从中原迁徒到南粤安居乐业的民众没有没有忘记来自中原的祖上，所以在广府地区的姓氏宗祠进行的七夕民俗活动，包括龙舟民俗活动，追根溯源写上来自中原故里的标识，成了广府地区民俗文化的一个鲜明的地域标志。但在城区摆乞巧就没有，城市民俗与村落民俗不同，城区的族群来自五湖四海，城市民俗手艺和商品，视市场发展可进可退，村落不会，村落的文化之根在祠堂，民俗之根在民间，祠堂没有倒，就算曾经做过小学、做过队部甚至供销社，一旦恢复了宗祠，一遇春风，各种传统的民俗活动就会随之恢复，就如扒龙船、摆七夕。珠村将广州地区停止了几十年的乞巧民俗活动率先恢复，很重要的原因是村落民俗是祖上的血脉相传，在村落里知根知底，以姓氏宗祠为单位，对村落对民俗文化发展是利好。

二、保护传统村落和民俗文化的互为关系

一个村落的生命之源往往缩影在非物质文化形态的生活中，中国农耕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栖身地和精神堡垒也在这些传统村落中，村中的民俗文化基因让这些村落扬名了，同样地，民俗文化对保护这传统村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被不同社区和群体在适应周围环境和自然的过程中和与其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再创造，为他们提供持续的认同感，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可见，保护非遗和传统村落是有机的统一体。在广州天河、黄埔、番禺等传统村落搞得风生水水起乞巧节，所起的功能有如下几方面：传统生活和现代生活的和谐；城镇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和谐；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因此，笔者有以下建议：

1、做好村落民间文化传承人的现状调查

村人自古即聚族而居，锦延数百年，各村尽管开发年代不一，但其先祖大都来自中原，每个氏族都建有宗祠，记录着各自的血脉源流。宗族作为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在民俗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传统村落是民俗文化传承人之根，民间文化传承人是传统村落的活力和文化基因，两者是互为的，要彼此保护和发展。目前，村落和民俗文化传承人都面临濒危的境地。“传统村落”曾有一段时间叫“古村落”，2012年9月，经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近来，国家建设部和文化部等联合发文，作出好有关保护的决定。同样，民间文化传承人更需要保护，要做相应调查、研究、展示、人员培养，建立档案和信息网，因为他们是村落活态文化的保护者。

这些传承人中，可分为土生土长的文化传承人、从乡村走出来的传承人，基层文化传承人。村落的文化习俗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和氏族文化色彩，村落文化的传承人起着十分关键的保护和传承村落文化的作用。基层文化传承人由于对本土文化的深刻了解和文化责任，他们通过收集整理民间故事，推广各种民俗文化，发展民间工艺，将村落的文化空间扩展、延伸，在上级政府部门和民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让深藏乡村的民间文化走进广众视野，不断地重生，从而进入更深层次的保护当中，让古村落特有的文化基因得到延续和传承，古村落的文化活态因此也有了向前发展的新鲜血液。这两者都不可或缺。

还是以广州乞巧文化为例，宗祠是整个村落的精神核心，村中摆七娘会也多以氏族祠堂或经济社为单位，按照传下来的规矩，凡是重大节庆，如清明节、龙舟节等有“做节”活动的，人人要凑钱合份“做会”，大家选举一个懂行、热心、有组织工作能力的人来统一指挥，主持操办此事。所以，以氏族祠堂的“七娘会”（乞巧会）是村落最基层、最具原生态的单位。广州天河珠村之所以能率先恢复乞巧文化节，重要原因之一是民间有一批乞巧文化传承人，他们自发组织的七娘会分别活跃在6个祠堂和社坊，珠村东南社以良潘公祠是珠村建立最早的七娘会，2000年建立，2001年大胆亮相于公众。几个乞巧婆婆黄彩余、陈宝好、谢丽霞、周文莲、谢惠琼等成为当年的珠村乞巧文化的先锋，这些元老级的乞巧婆婆对乞巧文化的传承起了中坚作用。十年过去，除了年迈及身体原因的老人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仍能坚持参加做乞巧的元老级传承人有黄彩余（93岁）、谢丽霞（69岁）、谢世联（80岁）、钟丽馨（77岁）潘丽钻（66岁）等人，是她们带起一些中年及年青人。在珠村撑起门面的还有明德堂七娘会，其供案地点是珠村潘氏大祠堂。明德堂七娘会包括梅隐潘公祠七娘会，即现十社、十三社的，共有25人，主要是十社和十三社两个经济社的人，即是文华社坊。珠村还有元德陈公祠七娘会（18人）、七社（20人）、八社（14人）、北帝庙七娘会21人等，全村有6个宗祠社坊七娘会三十人，合起来，珠村做乞巧的传承人就有一百多人。

至于作为广东省乞巧文化之乡的黄埔区，分布在横沙村、茅岗村、双岗村、庙头村和沙浦村等五大村十二社坊的七娘会的人数更多，范围更广，据去年笔者作了深入统计，广州市分布在天河区珠村、车陂，黄埔区横沙、茅岗、双岗等村，番禺潭山、凌边村等参与组织传统摆七夕的共有28个七娘会（或叫七姐会或文艺组）、他们分别以各个姓氏祠堂或社坊为单位，组织摆七娘，参加乞巧文化的人有三四百人之多，既有本村同姓的，也有外姓媳妇，还有本村外嫁女，不管有何因素，彼此身份认同，同样热心族群活动，一到乞巧节期间，她们就会回到本村，用手工做花做公仔等，精心在祠堂摆上一台“七娘”。至于一些传统乞巧家族，那更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夫随妻唱，将家庭也作为工场，如珠村潘名江家族的四代传承。潘荛珊家族的兄弟姐妹相帮，在乞巧节期间齐齐亮相，都是村落乞巧文化一大亮点。

本土文化的传承人具有原生性，他们依赖于本土的文化空间，将自己与人类的文化和精神世界构建成一个永生的图景，让一代代人在此景仰、互补和发展。因此，乞巧文化的传承，基本上属于族群间的集体传承，他们和街区基层文化人员和省市的文化人互相作用，所起到的传播作用更为持续，影响更为深远。

2、重视村落“文化空间”保护和修复

民间文化是传承性的文化。所有有关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节庆，传统手工技能等都在这一相关的文化空间，都划在“非物质文化遣产”范围内。作为拥有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的村落，也就是非遗所说的“文化空间”，也要急需保护修复。

自从2005年珠村“摆七娘”上了一个大台阶，上升为广州乞巧文化节，珠村人深知这是珠村发展的宝贵机遇，在天河区的大力支持下，珠村加强文化场地的建设，结合“美丽珠村”建设规划，整治珠村水系，改造部分道路、河涌、绿化景观，并对珠村乞巧文化的人文景观进行整合设计包装。乞巧主题公园、七夕文化广场、珠村牌坊、广州乞巧文化博物馆、七夕路等相继建成。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与众多古祠堂、名人故居、文物古迹等丰富文化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然后让广州公交车开进珠村，站牌就是七夕路、七夕广场。把乞巧文化与旅游商业文化进行了有效对接，提高乞巧文化的品牌影响力。

为方便市民参观，在珠村设置了“七夕路”旅游路线，将主会场 - 祈愿树 - 以良公祠 - 北帝庙 - 三间铺头 - 水浸社- 潘氏宗祠 - 七社展馆 - 八社展馆几大景点有机连接。经过十年的不断发展、总结和提升，2011年天河的乞巧习俗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珠村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珠村不但以乞巧文化闻名，而且留住了乡村美丽宜居的文脉。

如果其他区的环境也能像珠村那样，村落的保护和民间文化的发展会越做越好。

3、教育传承互为提高

村落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成长过程复杂多样，多有家族传承，也有师徒相授，也有口耳相传，耳濡目染。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主要依靠他们的心领神会来传承，但对文化的理解缺乏理论学习，影响他们的深度发展。因此，传承人的层级培养上应提升，要有专门人才和机构部门去帮助他们，帮助和注意他们的技能在实践中的创新，把传和学结合起来。从文化的自觉到技术上的自觉。

文化传承本质是文化实践，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动态性和变异性会变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有时恰恰是他们想自身得到释放，才使古老的民俗得到新生的表现，广州乞巧节在珠村的恢复就是例子。总之，有计划地实施传承人的培养，才能使濒危的民间文化有人“传”，有人“承”。不要放任民众盲目抛弃传统，需要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加大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与开发，解决观念、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尽可能地为后代留下先人的生活智慧，使之造福于未来社会。

村落都有小学，好些乞巧文化之乡如珠村小学、潭山村、横沙村等，如今都让传承人走进在该村小学，以讲学传授技艺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民间文化教育。在学校建立民间文化传承基地，教育参与文化遗产的传承中，尚存的活态传统民间艺术得到传承，为抢救、保护、传承和弘扬民间文艺铺路搭桥。在这传承教育的过程中，互相得到相应的学习和提升，让少儿懂得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人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也大有提高。如珠村乞巧传承人潘慧君，横沙村巧姐罗燕娟朱小萍等做了文化志愿者，走进学校课堂，给孩子们传授民间文化，为村落民俗文化的保护发挥了骨干作用。

所以说，村民对传统村落文化的珍视是发展和传承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猛烈的冲击，应让传承人与村落文化和历史文化的互动，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提升人们的创造力。

（作者曾应枫，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一级作家，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